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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安徽高院行政诉讼十大典型案例

    安徽高院行政诉讼十大典型案例

    安徽高院行政诉讼十大典型案例案例一、刘某诉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基本案情2015年12月,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禹会区政府)发布房屋征收公告,对张公山公园北门周边区域范围内国有土地上房屋实施征收。刘某建筑面积为60.16㎡、设计用途为商业的房屋位于该范围内。因刘某与房屋征收部门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未达成补偿协议,禹会区政府遂作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补偿决定的主要内容为:若选择货币补偿,被征收人应得房屋价值补偿金、装修附属物补偿费、搬迁费、停业损失费、货币补偿补助费合计693170元;若选择产权调换,被征收人应安置的房屋建筑面积不低于60.16㎡,与原被征收房屋有效面积相等的部分,被征收人应交房屋产权调换差价款168273元……刘某不服该补偿决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裁判结果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判决驳回刘某的诉讼请求。刘某不服,提起上诉。在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过程中,刘某申请对涉案房屋进行重新评估,禹会区政府表示同意。同时,双方当事人均同意以重新评估的结果作为确定补偿数额的依据。二审法院遂依法委托评估机构作出了房地产司法鉴定估价报告,并据此直接对涉案房屋征收补偿争议依法予以裁判,判决禹会区政府向刘某支付房屋补偿费、附属物补偿费、停产停业损失费、搬迁费、货币补偿补助费合计863849.06元。典型意义美国哲学教授迈克尔.D.贝勒斯说过:“解决争执是全部法律(程序法和实体法)的目的之一”。2015年行政诉讼法修改,亦强化了争议解决功能。而行政审判实质性解决争议的关键在于,通过具体案件的审理,最大限度地将处于争议状态的法律关系妥善地、迅速地予以终局性的确定,从而定纷止争。这要求行政诉讼审理的对象不局限于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是关注原告的诉讼目的,追求全面妥善解决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并尽可能高效地一次性解决,避免争议解决的不彻底性,防止反复争诉不休。本案中,人民法院综合刘某解决房屋征收补偿争议的诉讼目的、双方当事人在评估之前关于由人民法院按照司法评估报告裁判本案的意愿、涉案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的规定等对涉案房屋征收补偿争议直接依法予以裁判,改变了之前判决撤销补偿决定并责令重新作出补偿决定的传统裁判模式,避免了循环诉讼,有利于及时确定被征收人应当获得的补偿,是对裁判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件的有益探索。案例二、刘某诉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政府行政赔偿案基本案情2013年4月7日,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瑶海区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并予以公告。刘某的房屋在征收范围内。刘某不服该房屋征收决定,提起诉讼。该案审理期间,因轨道交通工程建设需要,瑶海区政府于2014年10月将刘某房屋强制拆除。后生效裁判确认该强制拆除行为违法。2015年6月16日,刘某向瑶海区政府递交申请,要求其赔偿因强制拆除房屋造成的各项损失。瑶海区政府收到申请后,未予答复。2015年11月10日,刘某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要求按照9300元/㎡赔偿其房屋损失。裁判结果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期间,依瑶海区政府申请,依法委托评估公司对涉案房屋价值进行评估,后评估公司出具情况说明,称因相关资料不完整,无法出具房地产估价报告。该院于2017年4月作出一审判决,综合在案证据和刘某的主张,并考虑刘某房屋的拆除时间以及原址新建房屋的销售价格等因素,酌定房屋赔偿价格按9300元/㎡计算。刘某认为9300元/㎡是2014年10月被拆房屋类似房地产价格,案件拖延至2017年,被拆房屋类似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涨,一审判决结果不能保障其居住条件,遂提起上诉。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根据刘某被拆房屋的位置、结构、建设年代等实际情况及双方在诉讼中的主张和提供的证据,结合判决时类似房屋价格,酌定瑶海区政府按14000元/㎡赔偿刘某的房屋损失。典型意义司法对违法行为的惩治是有力度的,但同时,司法对合法权益的保护更是有温度的。一般来说,当事人的赔偿请求是其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人民法院的裁判不宜超过该请求范围,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是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之一。因此,当不可预见的客观情况变化致使当事人的赔偿主张不能保障甚至削减其合法权益时,人民法院的裁判则不应当囿于当事人起诉时的赔偿请求。本案中,瑶海区政府强制拆除刘某的房屋之前,未依法作出征收补偿决定;强拆行为被生效判决确认违法之后,亦未依法及时作出赔偿决定。从刘某提起赔偿诉讼至本案二审判决期间,合肥市的房价已大幅上涨。因此,虽一审法院已全部支持刘某的房屋损失赔偿请求,但仍无法保障其居住权。在此情况下,二审法院根据刘某的上诉请求,综合其被拆房屋的实际情况,确定以判决时的类似房地产市场价格对刘某予以赔偿,充分彰显了行政诉讼保障合法权益的功能,让群众体会到了法律的公正和司法的温暖。案例三、伍某某诉桐城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基本案情2016年6月24日,桐城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桐城市城管局)向伍某某下达桐城管停字〔2016〕第004号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认定其在桐城市光明巷11号无规划许可擅自搭建钢构,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责令其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并停止建设,补办规划许可手续,同时告知其逾期不停止违法行为或不补办手续的,该局将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伍某某不服,于2016年6月29日向桐城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桐城市人民政府认为,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不是最终行政决定,只是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前的一项程序,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遂于2017年3月3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驳回伍某某的行政复议申请。伍某某不服该复议决定,遂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桐城市人民政府该行政复议决定,判令桐城市人民政府对其复议申请事项作出实体处理决定。裁判结果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本质上属于行政命令中的禁令,一经作出便为行政相对人设定了义务,是行政执法过程中的一种独立的行政行为。如果行政相对人实施的合法行为被行政主体错误实施了责令停止的命令,将会导致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因此,为保障行政命令功能的正确行使,应赋予行政相对人法律救济的途径。本案中,桐城市城管局作出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为伍某某这一特定相对人设定了停止建设并限期改正的义务,对伍某某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影响。因此,该通知属于行政复议范围,复议机关应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故判决撤销桐城市人民政府该行政复议决定,责令其于判决生效后的法定期限内对伍某某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重新作出复议决定。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典型意义公民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是让违法行为停滞于查获时的状态,是行政管理过程中的一种手段,实际上属于责令改正的范畴,其性质应是行政命令。《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由此可以看出,责令改正是与行政处罚不同的行政行为。责令停止违法行为亦属于责令改正的一种,并不属于行政处罚过程中的程序性和过程性的行政行为,如果行政相对人认为该行政行为损害了其合法权益,可以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本案中,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属于行政命令,应纳入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受案范围,并作出相应判决,对于认定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的性质和保护当事人的诉权具有典型意义。案例四、时某、王某等59人诉合肥市规划局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案基本案情2014年10月,应第三人安徽铜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铜冠房地产公司)申请,合肥市规划局向该公司核发“铜冠花园”12号楼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在铜冠花园项目建设过程中,位于铜冠花园项目北侧的雍景台、香水郡等小区业主向相关主管部门投诉该项目建筑遮挡其阳光的问题,并质疑铜冠房地产公司申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时提交的日照分析报告数据虚假,分析结论不真实。经相关部门协调并进行了日照分析复核后,上述相邻小区的业主仍不服,共有187人于2017年3月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合肥市规划局作出的“铜冠花园”12号楼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裁判结果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187名原告中,时某等51人所涉的44套住宅以及王某等8人所涉的商铺不属于日照分析的“被遮挡建筑计算范围”。该院认为,《**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一)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涉及其相邻权或者公平竞争权的。”关于相邻权人的范围,行政诉讼法及相关民事法律规范无具体规定,本案中应对相邻权人的范围予以界定。就本案而言,应以被告作出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时应考虑的因素和审核的内容为限,即“被遮挡建筑计算范围内”的建筑物所有人。根据《合肥市控制性详细规划通则(试行)》高层建筑日照分析规则中有关拟建高层建筑的影响范围和被遮挡建筑的确定标准,本案原告时某等51人所涉的44套住宅户非日照分析的“被遮挡建筑计算范围”,另现行国家及地方相关的建筑技术规范未对商铺提出日照要求及制定标准,未将其纳入日照分析范围,原告王某等8人所涉的商铺也非日照分析的“被遮挡建筑计算范围”。故原告时某、王某等59人与被诉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行为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裁定驳回原告时某、王某等59人的起诉。时某、王某等59人提出上诉,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典型意义《**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一)项规定,相邻权人有权以相邻权受到侵害为由提起行政诉讼。随着城市高层建筑建设的发展,以日照等相邻权受到侵害为由对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提起行政诉讼的案件增多,在司法实践中该类案件常有相邻小区业主多人集团诉讼,故应对相邻权人的范围予以界定,以防滥用诉权扩大起诉人范围。本案而言,“相邻权人”应以作出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时应考虑和审核的内容和范围为限。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及控制性详细规划通则均规定了被遮挡建筑的计算范围,“被遮挡建筑计算范围内”的建筑物所有人具有原告主体资格,有权提起行政诉讼,反之则无。这样,既保护了真正有利害关系的相邻权人的诉权,也遏制了“相邻权人”范围不明确导致的诉权滥用,具有典型意义。案例五、曹某某诉淮南市潘集区祁集镇人民政府变更土地征收补偿协议案基本案情2013年原告曹某某房屋被征迁,淮南市潘集区祁集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祁集镇政府)与其签订了征收补偿安置协议。该协议认定曹某某户符合安置条件的人口数为4人,即曹某某及其儿子、媳妇、女儿。祁集镇政府按照协议约定,以每人每月200元标准向曹某某户4人一次性支付了18个月过渡费。自2015年2月起,祁集镇政府则按照每人每月400元标准向曹某某户4人支付过渡费。2016年2月,祁集镇政府停止支付曹某某户过渡费。曹某某向祁集镇政府反映。同年11月,祁集镇政府作出答复,认定曹某某户符合安置条件的人口应为曹某某和其女2人,曹某某儿子夫妇在村内另有房屋,并不在征收范围内,故不属于安置补偿对象,原协议中认定曹某某户安置人口4人有误,该户实际符合条件的安置人口应为2人。曹某某不服该答复,遂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祁集镇政府继续履行原协议,给付拖欠的过渡费。裁判结果淮南市田家庵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系行政协议纠纷。因曹某某被拆除的房屋系其与女儿居住使用,曹某某儿子夫妇另有房屋且不在征收范围内,故曹某某儿子夫妇不应纳入到原告户征收补偿安置人口范围。被告据此单方变更协议内容,将原协议中曹某某户补偿安置人口4人变更为2人,系对公共利益的维护,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告要求被告继续履行协议,给付拖欠的过渡费的理由不能成立。据此,判决驳回原告曹某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典型意义行政协议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体现,实现了高权行政向平权行政的转变。一般情况下,基于诚实信用、平等自愿原则,协议一经签订,各方当事人必须严格遵守协议的约定。但因行政协议具有行政性、协议性双重属性,行政机关可因公共利益需要或者其他法定理由,单方变更行政协议。本案根据这一原则,从尊重行政协议的契约精神出发,严格审查了行政机关的变更行为是否确属因公共利益需要或其他法定事由,一方面有效维护了公共利益,另一方面不过分强调行政协议中行政机关的优益权,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案例六、秦某某诉南陵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工商行政登记案基本案情2014年3月,汪某某将秦某某的身份证明等材料交由他人代为办理公司注册,秦某某被登记为该公司股东之一。秦某某发现后,要求南陵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撤销该登记行为未果,遂提起诉讼,请求撤销南陵县市场管理局将其登记为公司股东的工商登记行为。另,秦某某以其身份信息被他人冒用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南陵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出具证明称,汪某某利用秦某某等三人身份证复印件并在该三人不在场的情况下通过代理人注册了公司。注册时公司申请材料上股东签名均不是注册股东本人签名也不是注册股东授权签名。注册股东没有实际进行出资、参与经营活动及分红,该公司的一切行为与注册股东无关。裁判结果安徽省南陵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根据法律规定,申请公司登记,申请人应当对申请文件、材料的真实性负责。经公安机关前期调查,证明汪某某利用秦某某等三人身份证复印件并在该三人不在场的情况下通过代理人注册了公司。注册公司时申请材料上股东签名不是秦某某本人签名也不是其授权签名。在该公司的经营活动中秦某某没有实际进行出资,没有参与实际经营活动,也没有参与分红,该公司的一切行为与秦某某无关。在后期公司股东变更登记时,汪某某又冒用秦某某的签名办理了变更登记。汪某某应对提供虚假材料进行公司登记注册行为负相应的法律责任。南陵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作为主管公司登记注册的行政机关,对因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导致登记错误的,可以在诉讼中依法予以更正,拒不更正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判决撤销登记行为。遂判决撤销南陵县市场监督管理局2014年3月13日在某公司设立登记中将秦某某登记为股东的行为。南陵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典型意义现实生活中,个人身份因各种原因被他人冒用、盗用的现象时有发生,如“被结婚”、“被股东”等,不仅给社会管理秩序造成一定的混乱,也给被冒用、盗用者的生产、生活带来不小的麻烦。期冀行政管理部门完全杜绝此种现象发生,在当下,并不现实。但是在利害关系人发现被冒用、盗用后,要求有权主管部门纠正先前作出的行政行为时,行政管理部门应依法自行纠错,而不能认为自己已尽审查义务,就听之任之。本案中,秦某某发现自己被冒用身份登记为某公司股东后,向登记机关申请撤销工商登记行为,登记机关拒不撤销,一、二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秦某某确系身份被冒用后,遂判决支持秦某某的诉讼请求。本案对督促行政管理机关依法自行纠错,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案例七、郑某某诉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六安监管分局不履行法定职责案基本案情2013年12月4日、25日,郑某某身份证被他人在舒城农商行和金寨县农商行分别办理了银行卡和个人结算账户并开通网银。郑某某向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六安监管分局(以下简称六安银监分局)、中国人民银行六安市中心支行等部门反映,要求对违规办理业务的银行领导和经办人进行查处。六安银监分局在收到郑某某反映后,分别向两家银行发出了《监管意见书》。舒城农商行和金寨农商行在收到监管意见后对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了罚款、通报批评,将整改情况向六安银监分局进行了报告。六安银监分局将相关处理情况向郑某某进行书面告知。郑某某认为六安银监分局没有依法处理,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裁判结果六安市裕安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公民向行政机关投诉、举报是维护自身权益参与行政管理的重要方法,对推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有积极作用。郑某某认为六安银监分局没有依法办事,要求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对银行及管理人员、责任人进行处理,但相关法律法规中没有赋予公民个人要求行政机关如何对第三人进行处罚的权利,六安银监分局的监管处理行为与郑某某利益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故裁定驳回郑某某的起诉。郑某某不服一审裁定,提起上诉。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典型意义行政诉讼的核心宗旨是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人民法院只能满足当事人出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正当需求。因此,当事人因投诉、举报或者反映问题等事项不服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其所提起的诉讼能否获得人民法院的实体审理和判决,取决于其投诉、举报或者反映问题是否是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如果不是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是为了维护他人或者不特定公众的利益,或是为了借助诉讼宣泄自己的不满情绪,就不应得到支持。本案中,郑某某向六安银监分局反映其身份被他人冒用开立银行帐户和网银,六安银监分局向相关银行发出监管意见,相关银行已经进行纠正,郑某某的合法权益得到了维护。之后,郑某某又提起诉讼,要求判令六安银监分局履行对相关银行及其工作人员进行查处的职责,无非是要求六安银监分局作出或者加重对相关银行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处罚。而六安银监分局是否查处、如何查处,并不会对郑某某的合法权益产生实际影响,其所提起的诉讼依法应予驳回。本案的处理对于规范当事人依法行使诉权,引导当事人合理表达诉求,具有示范效应。案例八、孟某某诉蚌埠市蚌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不履行法定职责案基本案情2017年1月6日,孟某某在蚌埠市粤港茶餐厅购买了“花旗参炖乌鸡、虫草花石斛炖老鸡”两道菜。事后,孟某某认为粤港茶餐厅出售的该两道菜品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向蚌埠市食品药品投诉举报中心举报,要求进行处理。同年1月16日,蚌埠市食品药品投诉举报中心将孟某某的投诉举报材料转交蚌埠市蚌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蚌山区市场监管局)处理。蚌山区市场监管局接到转交材料后,对此事进行了调查。2017年3月16日,蚌山区市场监管局向孟某某送达了行政处理结果告知书,告知的主要内容为:粤港茶餐厅经营的花旗参乌鸡汤未进入药用渠道,也未宣传功能主治、用法用量等相关内容,未构成违法行为。孟某某认为该答复未完全履行法定职责,要求确认蚌山区市场监管局未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并判令其在法定期限内履行职责。裁判结果蚌埠市蚌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蚌山区市场监管局接到孟某某的举报投诉后,依法进行了调查核实。因粤港茶餐厅把花旗参、石斛作为食材,在菜单中未宣传功能主治和用法用量等相关内容,蚌山区市场监管局认定其不构成违法行为,并将该处理结果告知孟某某,已经依法履行了法定职责。判决驳回孟某某的诉讼请求。孟某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典型意义投诉、举报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重要途径,对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都具有重大意义。近年来,当事人因投诉、举报不服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而提起诉讼的情形越来越多。此类案件能否进入行政诉讼救济渠道,人民法院应当审查当事人与其投诉、举报的事项之间是否具有利害关系,对于确有利害关系的,应当依法予以立案。本案中,孟某某在粤港茶餐厅消费后,认为其所食用的菜品中违规添加了药物,向有关部门投诉。孟某某与蚌山区市场监管局作出的处理决定具有利害关系,其所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实体审理。本案经审理后,查明粤港茶餐厅并无违法行为,法院作出驳回孟某某诉讼请求的判决,既保障了消费者行使诉权,亦维护了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案例九、严某诉马鞍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案基本案情严某系马钢集团康泰置地发展有限公司门卫。2016年9月17日18时许,金某和其妻子印某驾驶汽车行驶至严某值班的门口时,严某以其未缴纳停车费为由拒绝放行,双方发生争吵。印某将严某的茶杯摔碎,严某遂持一根链条锁砸印某的肩部,金某见状遂上前用拳头击打严某面部,导致严某鼻部受伤。2016年11月25日,马钢集团康泰置地发展有限公司作为严某的用人单位向马鞍山市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2017年4月28日,马鞍山市人社局认定严某在工作过程中与他人发生争吵,虽然起因于工作,但其所受伤害系因先攻击对方而招致。性质上不属于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伤害,因而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的规定,决定不予认定为工伤。严某不服,遂提起诉讼。裁判结果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该规定的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是指他人因不服从职工履行其工作职责的管理行为而施加暴力对职工造成的伤害,该暴力伤害与履行工作职责应具有直接因果关系。本案伤害事件发生过程中,印某将严某的茶杯摔碎,尚未触及人身伤害,此时严某持链条锁砸印某的行为已经超越履行正常职责或维护单位利益的目的。履行职责发生争议时,劳动者应以恢复正常履行工作职责状态为目的,并以适度的方法和手段达到该目的,行为不应超过合理、必要的限度,否则劳动者的严重不当行为会阻却履行工作职责与受到暴力伤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导致其不被认定为履行工作职责。因此,本案严某受伤虽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内,但其受伤与其履行工作职责之间并不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马鞍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其受伤的情形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之规定,对严某作出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事实认定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判决驳回严某的诉讼请求。典型意义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的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属于工伤。适用该项规定的前提是正当履行工作职责,且受到的暴力伤害与履行工作职责有因果关系。本案中,严某与印某夫妻的纠纷完全可以通过合法的、正当的方式来解决,严某采取非正当的暴力方式履职,不但违背了职业道德和劳动纪律,而且违反了法律、法规的规定,其行为不属于法律保护的行为,其所受伤害与正当履职受到暴力伤害有本质的区别。若此类伤害认定为工伤,等于鼓励职工采用非法方式履行工作职责,违背了法律禁锢“恶行”保护“善良”的基本法理,既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关于因工作职责受到暴力伤害认定为工伤的立法本意,也不利于弘扬良好的社会风尚。本案对于正确理解和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的规定,引导劳动者依法、正当履行工作职责具有典型意义。案例十、涡阳县人民检察院诉涡阳县国土资源局不履行法定职责案基本案情2013年10月21日,涡阳县国土资源局工作人员在巡查中发现涡阳县正大公司未经批准非法占地。2013年11月6日,涡阳县国土资源局对正大公司作出责令退还非法占有的4195.02平方米土地、限15日内拆除非法占用土地上新建的2432平方米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恢复土地原状并处罚款125850.6元的行政处罚。处罚决定作出后,涡阳县国土资源局进行了催告,并向有关部门进行了报告、告知、函告,却未进一步采取其他积极有效的监管措施,致使违法行为仍然持续。2015年9月18日,涡阳县检察院向涡阳县国土资源局发出检察建议。该局函复称,已向涡阳县政府书面报告和向高公镇政府发出告知函,并已约谈违法用地单位负责人。2016年5月12日,涡阳县检察院再次向涡阳县国资局发出检察建议。涡阳县国土资源局复函称,拟局部调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将案涉基本农田调整为允许建设区,补办用地手续。2017年9月25日,涡阳县检察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要求确认涡阳县国土资源局未依法履行职责违法,并判令其依法继续履行监管职责,消除正大公司违法用地状态。裁判结果涡阳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正大公司的违法占地行为始于2013年10月,涡阳县国土资源局虽然在2013年11月对其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但在违法行为人未完全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情况下,没有穷尽执法手段,导致正大公司违法占地从2013年10月到2017年9月一直处于持续状态。涡阳县国土资源局辩称其在接到检察建议后,又采取了包括报告、告知等在内的措施积极履职,但不能否定其怠于履行法定职责的违法事实存在,判决确认涡阳县国土资源局对涡阳县正大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未依法履行后续监督、管理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责令涡阳县国资局依法继续履行监督、管理的法定职责。宣判后,双方均未上诉。典型意义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2017年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再次修改,拓展了检察机关的监督范围。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补齐了现行公益维护体系的短板。本案通过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监督行政机关严格执法、依法行政,符合法治国家建设的内在要求。法院通过对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的审判,明确了行政机关履职的义务,对于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作者:省高院行政庭
  • 上海高院首次发布行政审判年度十大典型案例(2017)

    上海高院首次发布行政审判年度十大典型案例(2017)

    上海高院首次发布行政审判年度十大典型案例(2017)一、上海鑫晶山建材开发有限公司诉上海市金山区环境保护局环保行政处罚案【基本案情】因群众举报,2016 年 8 月 17 日,被告金山环保局执法人员前往原告上海鑫晶山建 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晶山公司)进行检查,并由金 山环境监测站工作人员对该公司厂界臭气和废气排放口进 行气体采样。同月26日,金山环境监测站出具了《监测报 告》,报告显示,依据《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 规定,臭气浓度厂界标准值二级为20,经对鑫晶山公司厂界四个监测点位各采集三次样品进行检测,3#监测点位臭气浓度一次性最大值为25。2016年9月5日,金山环保局于 当日进行立案。经调查,于2016年11月9日作出《责令改正通知书》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并向鑫晶山公司进行了送达。应鑫晶山公司要求,金山环保局于2016 年11月23日组织了听证。2016 年12月2日,金山环保局作出第 2020160224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行政处罚 决定) 认定 3#监测点臭气浓度一次性最大值为25, 超出《恶 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93)规定的排放限值 20,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以下简称《大气 污染防治法》 )第十八条的规定, 依据该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决定对鑫晶山公司罚款人民币 25 万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 。另查明,2015年以来,鑫晶山公司被群众 投诉数十起,反映该公司排放刺激性臭气等环境问题。2015 年9月18日,金山环保局曾因鑫晶山公司厂界两采样点臭 气浓度最大测定值超标对该公司作出行政处罚。 【裁判结果】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适用《大气污染防治法》对原告涉案行为进行处罚是否正确是本案最大争议焦点。原告认为厂界恶臭来源于生产用的污泥,污泥属于一 般固体废物,其涉案行为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 污染环境防治法》(以下简称《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第(七)项及第二款的规定,不应适用罚款数额更高的《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规定。该院认为,前者规制的是未采取防范措施造成工业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的行为,后者规制的是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的 行为;前者有未采取防范措施的行为并具备一定环境污染后果即可构成,后者排污单位排放大气污染物必须超过排放标 准或者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才可构成。本案中,被告接到群众有关原告排放臭气的投诉后进行执法检查,检查、监测对象是原告排放大气污染物的情况,《监测 报告》显示臭气浓度超标,故适用《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规定更为贴切和准确,且如前所述,本案 并无证据可证实臭气是否来源于任何工业固体废物,故被诉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在确定罚款幅度时,亦综合考虑了原告违法行为对环境及社会的影响、 违法次数、配合调查取证情况、整改情况等因素,决定罚款25万元,罚款数额亦在法定幅度内,遂判决:驳回原告上海鑫晶山建材开发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当事人未提起上诉。 【典型意义】本案典型意义在于:环境法律规范法律适用交叉竞合较多,环境行政处罚的行政案件如何选择适用环境法律规范是法官需重点关注的问题。本案核心法律争议在于,堆积有固体废物的企业厂界臭气浓度超出国家排放标准时,是适用《大气污染防治法》,还是适用《固体废 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前者第九十九条第(二)项规定了超过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大气污染物的情况的处罚,后者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第(七)项及第二款规定了未采取相应防范措施,造成工业固体废物扬散、流失、渗漏或者造成其他环境污染的情况的处罚。本案判决确立了最贴切法律适用原则。通过对两部法律各自条文的语义分析,结合案件情况,最终确定在厂 界臭气浓度超过国家排放标准时应适用《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九十九条第(二)项规定进行处罚。同时,前述两部法律规定中的处罚幅度不同,适用处罚幅度更高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对企业违法行为可起到更强威慑作用,符合环境保护利益衡平原则,对加强环保执法力度、提升环境治理效果具有典型意义。二、施某某诉上海保监局、中国保监会投诉 处理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案【基本案情】2010 年、2011 年原告施某某在太平洋人寿上海分公司购买了某保险产品,之后办理了减退保及期满结算业务。 2013 年原告又购买了某保 险产品,该产品缴费期三年,截至 2015 年11月4日已经缴满。2016年11月19日,原告至太平洋人寿上海分公司柜面办理领取了保险产品的祝福金和红利。2017年3月16日, 原告向上海保监局投诉称,太平洋人寿上海分公司及其工作人员在推销保险产品时存在诸多违法违规行为,要求上海保监局予以查处。被告上海保监局受理后,即要求太平洋人寿上海分公司就原告的投诉事项作出说明,向太平洋人寿上海分公司调阅相关保险产品的投保材料,调阅保单历次减保退 保资料,调取有关原告的两份电话录音,调取保险业务员王某的劳动合同,对太平洋人寿上海分公司相关负责人及涉案保全操作人员分别进行笔录询问,对王某进行电话询问,并向涉案保单通知寄发邮局调取了邮件寄发证明。根据调查取证情况,被告上海保监局于 2017 年 6 月 7 日作出投诉处理决定,对原告投诉事项分别进行了答复,认为并无证据证明保险公司和工作人员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原告收到后不服, 向被告中国保监会申请行政复议,中国保监会于2017年8月 28日作出复议决定,维持了投诉处理决定。其后,原告仍不服,以上海保监局和中国保监会为被告,起诉至法院,要求撤销投诉处理决定和行政复议决定。 【裁判结果】上海 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上海保监局履行监管辖区内保险公司分支机构、保险中介机构以及保险从业人员的保险经营活动,查处保险违法、违规行为,维护保险市场秩序的监管职责,故其具有作出被诉投诉处理决定的法定职权。 被告上海保监局收到原告的投诉材料后, 依法予以受理, 向太平洋人寿上海分公司及其原工作人员王某调阅材料,进 行核查。经核查,原告的投诉事项均查无实据,被告上海保监局据此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被诉投诉处理决定,逐项向原告进行答复,其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执法程序合法,适 用法律正确。故原告要求撤销被诉投诉处理决定的诉讼请求, 缺乏事实根据与法律依据。 中国保监会受理复议申请后, 依法进行调查,要求上海保监局就复议事项进行答复,审查后,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被诉复议决定,并依法进行送达,其 认定事实清楚、复议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因此,法院判决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后,经法院协调,被告再次组织原告及保险公司进行沟通,就本案相关争议最终达成谅解,当事人未提起上诉。 【典型意义】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该案是本市法院首次采用了远程开庭方式审理的案件,住所地位于北京的被告中国保监会通过互联网参加庭审,是法院应对“双被告”诉讼制度中积极探索的庭审新模式。合议庭在庭审中强化证据揭示,通过各方举证,进一步明确上海保监局的履职情况以及中国保监会行政复议情况,使原告认识到上海保监局对投诉举报的处理并无不当之处, 被告上海保监局负责人出庭应诉,搭建了良好的沟通平台。 案件当庭宣判后,被投诉的保险公司就有关工作人员客观存在工作不规范的问题,表示将进一步完善内部管理机制,并 愿意就原告的诉求进行协商。庭后在法院协调下行政机关组织双方进一步协商,关联争议妥善和解。三、上海高夫食品有限公司诉上海市徐汇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行政处罚决定案【基本案情】2016年8月25日,徐汇市监局收到来信举报,反映在第三人世纪联华徐汇公司购买的食品“多美 鲜黄杏杏仁奶酪”中英文标签没有对应关系,以扁桃仁冒充杏仁。2016 年 8 月 31 日,徐汇市监局依法立案调查。经查, 世纪联华徐汇公司从高夫公司采购并销售3批次共 96 盒进 口预包装食品“多美鲜黄杏杏仁奶酪” ,根据国家标准和相关行业标准,其配料表中“Almond Meal”应为“扁桃仁粉”,而非其中文标签所标注的“杏仁粉”。故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以下简称: 《食品安全法》)第七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2017 年 3 月 13 日,徐汇市监局向世纪联华徐汇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拟对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该公司未作陈述、申辩。2017 年 4 月 7 日,徐汇市监局向世纪联华徐汇公司作出徐市监案处字[2017]某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对该公司处以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 900.92 元和罚款 25,000 元的行政处罚。现上述罚没款已缴纳。高夫公司对被诉处罚决定不服,认为被诉处罚决定证据不足,适用法律 错误,且明显不当, 损害了作为供应商的该公司的合法权益,遂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决撤销被诉处罚决定。 【裁判结果】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高夫公司作为世纪联华徐汇公司销售的进口预包装食品“多美鲜黄杏杏仁奶酪”的供应商,与徐汇市监局作出的被诉处罚决定有利害关系,故高夫公司在本案中具有主体资格。徐汇市监局在接到举报后, 依法展开了调查。经核查,该局认为世纪联华徐汇公司从高夫公司采购并销售3 批次共96盒进口预包装食品“多美鲜 黄杏杏仁奶酪” ,根据国家标准和相关行业标准,其配料表中“Almond Meal”应为“扁桃仁粉”,而非其中文标签所标注的“杏仁粉” ,违反《食品安全法》第七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徐汇市监局据此作出被诉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 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并无不当。高夫公司的诉讼请求 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遂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高夫公司不服,提起上诉。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根据《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标准 GB7718-2011)4.1.3.1 规定,预包装食品的标签上应 标示配料表,配料表中的各种配料应按 4.1.2 的要求标示具 体名称。而该标准 4.1.2.1.1 规定,当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中已规定了某食品的一个或几个名称时,应选用其中一个或等效的名称。对于本案高夫公司与徐汇市监局争议 的“杏仁”及“扁桃仁” ,现行行业标准已作出了相应规定。 现有证据表明,涉案食品标签英文部分的配料表中有 “Almond Meal”字样,该标签中文部分的配料表中对应名称则为“杏仁粉” 。然而,根据前述行业标准对杏仁及扁桃仁的表述,杏仁与扁桃仁之间并非等效名称的关系,二者对 应的英文名称也不相同,在此情况下,涉案食品标签中文部 分以“杏仁粉”对应“Almond Meal”不符合上述行业标准的规定。高夫公司虽主张涉案食品标签中以“杏仁粉”对应 “Almond Meal”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且符合相关词典、 专业工具书的翻译,但其所提出的标准相较于徐汇市监局提出的标准而言,并非现行**标准,而相关书籍的翻译亦不能替代行业标准对杏仁及扁桃仁的界分,更不能以此混淆杏 仁与扁桃仁分属不同物种种仁的事实,对高夫公司的上述主张,无法采信。故高夫公司要求撤销被诉处罚决定的诉讼请 求缺乏事实根据与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予以驳回并无不当。 二审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本案典型意义在于:食品标签是食品成分、工艺、安全性的主要表现形式, 也是消费者了解食品、评价食品安全的重要参考。随着社会 经济的发展,食品安全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食品安 全监管行政行为也成为近年来行政争议多发领域。本案所涉及的是食品成分的正确标注问题,其虽然不直接影响到食品品质,但对于消费者知情权的实现以及正确的产品评价有着密切联系。法院审理中结合案件事实、相关行业标准对行政决定认定的违法情形进行了综合考量,对商家未正确标示成分的行为进行了明确,也对行政处罚决定的合法性进行了全面审查。对维护食品安全秩序和良好的食品监管环境具有积 极意义。四、上海市黄浦区典艺馄饨店诉上海市黄浦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许可不予延 展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案【基本案情】上海市黄浦区典艺馄饨店(以下简称典艺馄饨店)位于上海市威海路某号。2013 年 11 月 14 日业主胡某某作为个体工商户,以典艺馄饨店为 名取得餐饮服务许可证,有效期限为 2013 年 11 月 14 日至 2016 年 11 月 13 日。2016 年 10 月 20 日,典艺馄饨店向黄浦市场局申请延续食品经营许可。黄浦市场局于同日受理, 当日进行了许可证延续现场核查,经核实确认典艺馄饨店经 营许可条件与原发证条件经比对,无本质变化。期间,因威海路92弄居民申请听证,黄浦市场局于2016 年 10 月 31 日 向典艺馄饨店和居民发出行政许可听证通知书, 并于同年 11 月 10 日举行听证,居民代表及典艺馄饨店经营者胡某某参加了听证。听证居民称典艺馄饨店影响居民正常生活,要求其改变业态。听证后,黄浦市场局认为许可事实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于 2016 年 11 月 11 日作出被诉《驳回决定》 ,文书中未指明具体适用的法律条款。典艺馄饨店不服,于 2017年 1 月 5 日向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市食药 监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后于同年3月31日作出被诉行政复议维持决定。原告不服,诉请撤销黄浦市场局所作被诉《驳回决定》及市食药监局所作被诉行政复议决定。 【裁判结果】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黄浦市场局 作为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在食品经营许可审核过程中,应依照《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的规定,审查食品经营场所、食 品经营品种、经营人员、设备布局和工艺流程等条件是否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食品安全法》 《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并未将相邻关系人的通风、排污等相邻权益列为食品药品监 管部门许可审查的职责范围。本案系争许可事项是许可期限的延续。根据《行政许可法》第五十条的规定,行政许可的延续是对行政许可有效期的延长,不是对行政许可的重新审核,也不涉及对行政许可内容的改变。 《行政许可法》第八条所规定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是指行政许可所基于的要件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本案中相邻关系因素不属于被告黄浦市场局在核发食品经营许可时有权认定的许可要件,原告申请时其经营条件也未发生本质变化,因此也就不存在适用《行政许可法》第八条的事实基础。同时,被告黄浦市场局在作出被诉《驳回决定》前组织了原告、居民进行听证。 本案中被告黄浦市场局虽组织了听证,但在听证过程中并未告知原告拟处决定、相关证据和依据,客观上没有发挥听证程序的应有作用。另外,在《驳回决定》中未指明所适用的《行政许可法》 《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具体条款,虽然被告黄浦市场局在行政复议程序中进行了补强,但是亦属于行政程序上的瑕疵。考虑到本案原告实际经营业态、食品经营条件已经发生本质变化,已不具备原许可继续延续的客观 条件,因此责令被告黄浦市场局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已无必要。因此,被诉《驳回决定》应予确认违法,相应被告市食药监局作为复议机关,维持前述违法之《驳回决定》 ,行政 复议决定亦属违法,应一并予以确认。据此,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三)项、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确认被告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于 2016 年 11 月 11 日作出的黄食换许驳字 (2016) 某号食品经营许可证换证申请驳回决定及被告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作出的沪食药监复决字(2017) 第 4 号行政复议决定违法。 一审判决后,原、被告均未提起上诉。 【典型意义】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行政机关所作的行政行为没有相应的法律依 据,同时又侵犯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经营权,法院结合实际情况, 考虑其他法益,最终判决确认行政机关行政决定违法, 既体现了对小业者经营权的平等保护,也实现了行政诉讼的立法本意。行政许可既是行政机关对市场经营主体的管理手段,也是对市场经营主体经营活动的保障。本案中,法院经审理认为典艺馄饨店的相邻纠纷不是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许可审查的职责范围,同时,行政许可的延续不是对行政许可的重新审核,也不涉及对行政许可内容的改变,故不应适用 《行政许可法》第八条“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规定。 本案从行政许可的法定条件出发对被诉行政决定进行了审查,体现了行政许可程序对于塑造市场营商环境的积极价值,也对行政机关开展许可行为的法定要件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以推动行政机关不断完善保障市场主体经营权方面的职 能。 五、张某某等诉上海市不动产登记局房地产抵押登记案【基本案情】卞某某是上海市普陀区镇坪路某处房屋产权人,张某某、张某彦是上海市徐汇区蒲汇塘路某处房屋共有产权人。2014 年 10 月 16 日,杨某某与卞某某签订借款抵押合同,约定卞某某为向杨某某借款 200 万元,以“镇坪路房 屋为抵押,还约定“另有抵押物蒲汇塘路房屋价值伍佰捌拾 万元正共为贰佰万债权担保,余额抵押”。借款抵押合同没有张某某、张某彦的签名。次日,杨某某与卞某某共同至上海市普陀区房地产登记处申请办理镇坪路房屋房地产抵押登记手续。登记部门收取了抵押双方提交的房地产登记申请书、卞某某和杨某某的身份证明、 镇坪路房屋房地产权证书、 抵押借款合同等文件,并向申请人出具了房地产登记收件收据。卞某某、杨某某在提出镇坪路房屋抵押登记申请时,没有提交张某某、张某彦的房地产权证和身份证明,张某某、张某彦也没有亲自到登记部门提出办理蒲汇塘路房屋的抵 押登记申请。2014 年 10 月 21 日,上海市房地产登记处作出 普某号上海市房地产抵押权登记(以下简称“被诉抵押登 记” ) ,登记证载明房地产抵押权人杨某某,房地产权利人卞 某某,房地产坐落镇坪路 176 弄某室,建筑面积 88.61 平方米,债权数额200万元,债务履行期限 2014年10月7日至 2015 年10月17日止,附记: 余额抵押, 根据抵押合同约定, 另有蒲汇塘路房屋的共同为200万元的债务担保。张某某、张某彦知悉后不服,诉至法院,请求判决撤销被诉抵押登记中的附记内容。 【裁判结果】原审法院认为,上海市房地产 登记处在张某某、张某彦本人未到登记部门提出蒲汇塘路房屋抵押登记申请、相关文件没有张某某、张某彦本人签名和缺少蒲汇塘路房屋权利证明的情况下作出了被诉抵押登记, 未依照法定程序要求履职,未尽到审慎审查义务,行政程序违法。且无相关证据证明张某某、张某彦愿以蒲汇塘路房屋作余额抵押。上海市房地产登记处在涉案房地产抵押登记证明附记中记载余额抵押,主要证据不足,判决撤销包括镇坪路房屋的抵押登记及蒲汇塘路房屋余额抵押的附记在内的被诉抵押登记。上海市不动产登记局、杨某某提出上诉。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房地产抵押登记有专门的法律规定。登记机关对于附记的审查应当尽到审慎的义务, 记载事项应当慎重,不宜随意记载限制他人权利的内容。虽然房地产抵押登记行为中的附记行为不发生抵押登记的法律效力,但也可能对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产生影响,如果附记中的利害关系人对于抵押事项并不知晓,或者无意按照抵押合同的约定去房地产登记机构办理抵押登记,那么在房地产抵押权登记证明附记栏里予以注记的内容就会出现不周延的情形,可能引发不必要的行政争议。本案中,卞某某、杨 某某共同申请办理镇坪路房屋抵押登记,并提供了房地产登 记申请书、身份证明、镇坪路房屋房地产权证书、抵押借款 合同等材料。镇坪路房屋的抵押登记符合法律规定,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抵押借款合同中虽然约定了“另有抵押物蒲 汇塘路房屋为 200 万元债权担保,余额抵押”的内容,但张 某某、张某彦没有在抵押登记合同上签名,也没有到普陀区 房地产登记处作出相应意思表示。房地产登记机构仅依据合同表述而将该段文字内容记载于被诉抵押登记的附记栏中, 但是对蒲汇塘路房屋余额抵押之事项是否成立,没有进行审 查核实。因此,被诉抵押登记的附记行为主要证据不足,登记机构未尽到审慎审查义务。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部分撤销被诉抵押登记附记栏中的记载内容。 【典型意义】房地产登记对外具有公示效力,也是房产交易安全的重要保障,而房地产抵押登记中的附记内容,是对抵押登记的补充、备注 以及关联事实的记载。利害关系人如果认为抵押登记行为侵害其合法权益,有权提起行政诉讼。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登记部门在原告未提出抵押登记申请、相关文件没有原告本人签名的情况下作出被诉抵押登记,属于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故撤销了抵押登记。而房地产抵押登记及附记行为的法律适用、证据规则各不相同。故二审法院对房屋的抵押 登记以及余额抵押附记的合法性分别进行审查认定,既从依 法监督角度纠正了行政机关错误的附记事项,同时也最大限 度维护了抵押登记的公信力,衡平地保障了抵押权人、抵押 人以及利害关系人的合法利益,对稳定社会经济秩序提供了正确指引。 六、邢某某诉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治安行政 处罚决定案【基本案情】2017年3月24日19时许,原告邢某某在本市闵行区古美西路某房屋内与第三人李某某发生纠纷,并引发肢体冲突。经鉴定,李某某因外伤致左颈部皮肤挫伤,构成轻微伤。被告闵行公安局受案后进行了调查取证,对原告、第三人李某某、案外人李某、现场处置民警等进行了询问,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认定原告有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故于 2017年5月19日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 对其作出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二百元的行政处罚,并送拘留所执行。另查明,第三人李某某系1948年生人,在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作出时,已满六十周岁。 【裁判结果】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中被告认定原告邢某某殴打第三人李某某事实清楚,但第三人在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作出时,已满六十周岁,被告在对原告作出处罚时,未查明本案具有上述应当加重处罚的法定情节,故被告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 定对原告进行处罚,属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并根据本案的上述特殊情节,重新作出处理。遂判决撤销被告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于2017年5 月19日作出沪公(闵)行 罚决字〔2017〕某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责令被告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对原告邢某某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重新作出处理。邢某某不服,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被上诉人闵行公安分局作为本案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依法具有作出被诉处罚决定的职权。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之规定,对殴打、伤害残疾人、孕妇、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或者六十周岁以上的人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本案中,根据相关证据可以认定上诉人对李某某实施了勒颈等殴打行为,被上诉人据此认为上诉人实施了殴打行为,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否认其实施殴打行为,依据不足,该院对此难以采信。鉴于事发时第三人已年满六十周岁,上诉人对其实施殴打行为,相应的处罚应当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被诉处罚决定适用该条第一款作出处罚,适用法律属错误,故原审法院据此判决撤销被诉处罚决定正确。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治安管理行政处罚是公安机关维护社会管理秩序,保障行政相对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因此法院对该类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应该按照法定构成要件和法定裁量标准展开,这既对被处罚人具有法律意义,同时对于被侵害人也有法治保障意义。在治安管理行政处罚过程中,公安机关不仅应当全面调 查案件事实,同时还要正确适用法律,只有在正确认定相对人违法情节和相关事实的基础上,才能正确选择量罚标准。本案中公安机关虽然对相关事实进行了调查,但是对被侵害人的年龄未给予应有的关注,由此造成裁量规范选择不当,法院在查明事实后判决撤销该处罚决定,并责令公安机关重 新作出处理,体现了行政审判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应有 职能。 七、陈某某诉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不予先 行支付决定案【基本案情】原告陈某某于2017年2月23日 向被告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市社保中 心)申请工伤保险待遇先行支付,请求被告从工伤保险基金 中先行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等共计七万余元。同时提交: 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所作《工伤认定决定书》 《劳 动能力鉴定结论通知书》 、劳动能力鉴定费缴款收据、无锡 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所作《仲裁裁决书》 ,证明相关 工伤情况及用人单位应当承担的工伤保险待遇;上海法院 《执行裁定书》 ,证明因用人单位无财产可供执行,故裁定终结《仲裁裁决书》的执行程序。被告2017年3月9日受理原告的申请后,经查用人单位参保地在上海市,但用人单位没有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故作出某号《办理情况回 执》 ,不予支付所申请的费用。原告不服,向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裁判结果】合议庭经评议后认为, 原告认定工伤决定系无锡市劳动保障部门依法作出,原告提 供的仲裁裁决书虽根据《江苏省劳动合同条例》 《江苏省工 资支付条例》 《江苏省实施办法》等有关条款作出,与上海 市的相关补偿标准规定不尽相同,但已作为上海法院强制执行的依据,故原告的申请符合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的法定条件。被告应当按照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标准先行支付, 然后向第三人追偿。考虑到原告发生工伤后治疗费用较高,且未获得任何工伤待遇,为原告能够及时获得补偿,开展后续治疗,一审法院尝试通过协调化解为当事人提供更为有效的救济。 在协调化解过程中经过承办法官走访、 释明和沟通, 被告从原告工伤实际情况出发,考虑到原告工伤发生后的治疗及案件执行情况,同意从工伤保险基金中先行支付给原告 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等相关费用。经法院释明后,原告愿意接受协调方案,遂撤回了起诉。案后,原告表示几年来历尽两地仲裁、执行、诉讼周折,终于获得工伤保险待遇,法院倾 情弱者所付出的不懈努力,感激承办法官多次协调化解纠纷所付出的辛勤工作,对法院的工作表示感谢。 【典型意义】 本案典型意义在于:社会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制度在于使公民能及时获得社会保险救助。职工被认定为工伤后,经仲裁、 诉讼后仍不能从用人单位获得工伤保险待遇时,职工个人依法可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的社保经办机构书面申请基本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只要其申请符合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法定条件,受伤职工就能获得经济补偿,使相关权益得到切实救济。本案中法院通过行政诉讼中的协调化解 机制有效解决这类行政争议,既有利于迅速解决行政相对人的实际困难,避免诉讼程序空转,也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有利于增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司法审判的法治期待, 进而实现定纷止争、案结事了的效果。 八、陈某某诉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政府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基本案情】2007 年9月,陈某某夫妇买下保定路某门面房屋开店经营。2016年7月27日,虹口区政府作出《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 ,保定路门面房屋在征收范围之内。 该征收房屋用途被认定为居住房屋,通过房屋产权置换的方式补偿陈某某。陈某某认为其买下房屋用于开店经营时尚未出台居改非政策,所以未办理营业执照,但其每月缴纳营业税、城建税等税费200元,故该房屋应按非居住房屋进行估 价补偿。因房屋征收部门与陈某某在签约期内未能达成征收补偿协议,2017年3 月7日,房屋征收部门报请虹口区政府作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同月 16 日,虹口区政府召开审理调解会,陈某某出席了调解,但未达成一致意见。虹口区政府经审查后认定,房屋征收部门提供的具体补偿方案合法、 适当,陈某某提出的要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于2017年3月30日作出沪虹府房征补〔2017〕某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由房屋征收部门虹口房管局以房屋产权调换的方式补偿被 征收人陈某某,产权调换房屋地址为:本市金山石化一村某 号×室、某号×室,并由陈某某结清差价。陈某某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裁判结果】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一审认为:根据被征收房屋的租用公房凭证记载,该房屋用途为居住,并不是非居住用途,陈某某虽然将该房屋用于开 店经营,但并无营业执照,其要求按照非居住房屋补偿标准 给予安置补偿的诉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虹口区政府作出被诉补偿决定程序合法, 认定事实清楚, 适用法律法规正确。 遂判决驳回陈某某的诉讼请求。陈某某仍不服,提出上诉。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案件审理 过程中,本案一审承办法官曾多次组织陈某某与虹口区政府进行调解,但都因为双方分歧过大致调解未果。二审判决生 效后,陈某某主动联系一审承办法官,请求其继续主持与虹口区政府的案外和解。经过一审承办法官多次走访、协调, 2018年3月,陈某某与虹口区政府终于达成征收补偿协议。 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承办法官耐心细致的工作作风给予高度评价,陈某某还专程送来锦旗表示感谢。 【典型意义】本案典型意义在于:将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切实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这一理念在审判全流程中生动实践,并判后深化延伸。即使在案件审结后,承办法官出于工作责任心,对于行政相对人确有合理诉求的,继续开展调解工作,督促并协助行政机关化解矛盾争议,力争做到 “案虽已结, 事仍可了”。这对于充分发挥行政审判功能,推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树立政府的良好形象,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九、致真餐饮公司诉长宁区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上海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 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案【基本案情】上海长宁致真餐饮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长宁致真公司” ) (2016 年 6 月 3 日注销)由上海致真餐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致真公司” )投资设立。2016 年2月,长宁致真公司与上海悦宜建筑装饰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悦宜公司” )口头约定,将位于万都中心大 厦二楼致真酒家餐饮设施设备拆除项目发包给悦宜公司。双方未签订书面施工合同和安全生产协议,悦宜公司向长宁致真公司出具《拆除工程报价单》 ,嗣后悦宜公司进场施工。 同年2 月24日,悦宜公司与万某某达成口头约定,由万某某负责致真酒家场地内通风管道的拆除。次日上午,万某某 与张某某等人来到致真酒家,共同对通风管道进行拆除作业。当天下午,张某某在作业时发生意外,后经抢救无效死 亡。事故发生后,长宁安监局牵头,会同上海市长宁区监察 局、上海市长宁区总工会、上海市公安局长宁分局、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政府虹桥街道办事处并邀请上海市长宁区人民 检察院组成事故调查组,经现场勘查、调查取证,于 2016 年 3 月 30 日形成《上海悦宜建筑装饰设计有限公司“2.25” 高处坠落死亡事故调查报告》 ,其中认定长宁致真公司未经 审核,违法将施工项目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作业单位,对事故发生负有次要责任,建议长宁安监局给予行政处罚。同年 4 月 11 日,长宁安监局对长宁致真公司涉嫌违法行为进行立案。经处罚前告知程序、举行听证会,于同年 7 月 8 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 ,决定给予长宁致真公司罚款人民币十万元。致真公司不服,向市安监局申请行政复议未果后诉至法院,请求判决撤销上述行政处罚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 【裁判结果】上海铁路运输法院一审认为:长宁致真公司拆除餐饮设施设备系该公司终止餐饮服务业务后必要的收尾性活动,应当将其理解为该公司的生产经营项目。 长宁致真公司在选择项目承包对象时,违法将项目发包给悦宜公司,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 故长宁安监局作出被诉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处罚幅度适当。 市安监局作出的被诉复议决定经审查, 亦无不当。 故判决驳回致真公司的诉讼请求。 致真公司不服, 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长宁致真公司终止餐饮服务业务后拆除设备、拆除装潢作业理应属于生产经营项目。涉案拆除设备、拆除装潢作业涉及登高作业,属于特种作业的范畴,悦宜公司临时召集的操作人员既未取得国家规定的特种作业证件,现场也无应有的安全设施设 备,不能称为具备应有的安全生产条件。从《安全生产法》 第四十六条、第一百条的立法本义而言,长宁致真公司将其 生产经营项目对外发包,未选择具有安全生产条件和资质的企业承包,未建立安全生产制度进行督促与管理,是造成涉案生产安全事故的原因之一。 综上, 长宁安监局据此按照 《安 全生产法》第一百条第一款的规定,对其作出的行政处罚正确。一审判决应予维持,故判决驳回致真公司的上诉。 【典型意义】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法院通过对《安全生产法》 第四十六条及第一百条规定的全面阐述与适用,查明原告存 在发包过程中未对承包方尽到审查责任,忽视承包企业应具备的安全生产条件与资质,且未签订安全生产协议等情形, 故原告应对安全事故的发生承担相应责任。一、二审法院案 件审理过程明确了相关法律适用规则,深度剖析了案件争议 焦点,特别是对于“生产经营项目”以及“不具备安全生产 条件”这两个概念理解的阐述,对生产经营企业深层次理解 安全责任,全面重视安全生产的监督与管理具有现实意义。 十、王某某诉上海市律师协会不予准许执业许可决定案【基 本案情】2016年4月8日,王某某在网上向上海市律师协会 (以下简称“市律协” )提交实习证申请表,该申请表中载明,实习事务所是上海某律师事务所,实习证类别为专职。同月 11 日,王某某向市律协提交书面材料,其中有劳动报社人力资源部于 2016年4月6日出具的《内退及人事档案存放证明》 ,说明王某某社保金和公积金目前仍由该报社缴纳。 市律协当场告知要求王某某予以补正。 2016 年 5 月 4 日, 市律协针对王某某的申请,出具了《关于王某某申请律师执 业人员实习证有关问题的回复》 (以下简称“被诉回复” ) , 内容为:根据《上海市律师协会预备会员规则》 (以下简称 《预备会员规则》 )第五条规定,申请实习人员需要提交与接受其实习的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劳动合同及律师事务所依法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的证明。你不符合申请律师执业人员申请条件,市律协不予受理。2016 年 10 月,王某某诉请撤销 被诉回复;对市律协制定的《预备会员规则》第五条第(六) 项一并进行规范性文件审查。 【裁判结果】上海市徐汇区 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市律协根据《预备会员规则》规定,认 为王某某实习材料中缺少与接受其实习的律所签订的劳动合同及依法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的证明等,在王某某未予补正的情况下,市律协出具了被诉回复,并无不当。同时,市律协系社会团体并非行政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 讼法》第五十三条之规定,本案市律协制定的文件并不属于行政诉讼规范性文件审查的范围。遂判决驳回王某某的诉讼请求。王某某不服,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二 审认为:一审认定《预备会员规则》不属于一并进行规范性文件审查的范围正确,本案主要争议焦点是被诉回复的法律 适用是否合法。从《律师法》和《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管 理规则》的相应规定内容来看, 《预备会员规则》第五条第六项并没有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也不与上述规定相抵触。因此,被上诉人依据《预备会员规则》作出被诉回复于法有据。另,遵守律协行业规则是从事律师职业的应有承诺。遂判决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本 案的典型意义在于:律师协会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的自治性组织在其职权范围内作出的管理行为,根据新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应确认其行政诉讼的被告主体资格。其次,本案为 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是否应作为附带审查对象提供了实践样本。律师协会不属于行政机关,其制定的 规范性文件的审查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第 53 条规定的附带审查规范性文件范畴,但人民法院仍然可以在行政案件审理过程中对之进行适用性审查,在不违反上位法的情况下, 可作为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第三,案件的审理实现了保障律师协会依法履职与司法监督的双重目的,既维护了授权组织依法自我管理的空间,也体现了司法审查的限度和深度。
  • 2018年度十大民事行政案件

    2018年度十大民事行政案件

    2018年度十大民事行政案件导读:由人民法院报编辑部评选的2018年度人民法院十大民事行政案件推出。此次入选的十个民事行政案件,均为人民法院报2018年所报道的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力和标志性意义的案件。尤其值得注意的第一号、第三号、第十号案件,该三起案件均为因侵权导致死亡的赔偿案件,法院审理时坚持以法律为依据,摒弃了过去死者为大,谁闹谁有理的处理经验,拒绝和稀泥,坚持了正确的审判导向。此为高院该批指导案例的风向标。不幸固然值得同情,但任何人都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法院的裁判告诫人们应尊重规则,遵守法律,违反规则导致不良后果就应该自行承受。
  • 李洪华律师政府信息公开专项工程——80封申请书16家回复

    李洪华律师政府信息公开专项工程——80封申请书16家回复

    80封申请书16家回复来源:[法治周末] 法治周末记者 高原 李秀卿"我们只是铺路石,希望在推动政府信息公开的路上起到一些作用。"上海律师李洪华对《法治周末》记者说。"中央明确2009年至2010年新增4万亿元投资项目全部公开,实行全过程监管,公众有权知道这些资金被用在了何方?用在了哪些项目?中央政策的执行力关键在省一级及主要城市。"李洪华说。2010年2月,李洪华选择了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及其省会城市,还有18个较大城市共计80个省、市政府,申请中央4万亿加地方26万亿投资信息公开。他用双挂号信的方式给这80家政府寄去申请书,收件人是省长或市长。在这份"中央4万亿加地方投资26万多亿基础设施建设阳光工程"专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里,李洪华申请公开投资项目、建设、实施项目法人、合同交易等具体情况。同时,他还申请中央及地方公开投资、融资、地方负债及资金使用效益等情况以及招投标具体情况和如何解决假标、围标问题。在申请书上,李详细阐述了他的理由及法律依据。依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相关规定,行政机关对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开。李洪华认为,中央4万亿元加地方26万亿元的11万个项目,这些项目的信息公开实在太重要了。这四项申请关系到人民的切身利益,关系到企业的切身利益,属于政府应当重点公开的事项,被申请人应当依法公开。他的博客清楚地记录着这80家政府的回复情况---珠海市发展和改革局分别针对申请信息公开的四方面内容进行了简要回复,但仅告知了获取信息的渠道,并没有告知具体信息内容。浙江省政府给李发来一份《告知书》称,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可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向浙江省政府办公厅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目前,浙江省政府只受理申请人的现场申请,并称,李洪华应到指定受理点浙江省档案馆按规定程序办理。河北省邯郸市发改委、云南省昆明市发改委的答复相对较认真。洛阳市政府信息公开办公室作出答复函,称:"因您申请材料中相关身份信息不完整,现予以退回。"杭州市政府作出《政府信息补正申请通知书》,称:"鉴于您申请获取的信息内容不明确,本机关难以确定具体信息,请更改、补充所需申请的内容描述,并提供该信息与您本人生产、生活、科研有关材料后,再逐一申请。""收到回复的只有16家,其余的64家政府没有任何答复。"李洪华说。对于这些答复,李洪华并不满意:"答复结果都不完全符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要求。"以郑州市政府为例。2010年2月10日,郑州市政府签收了李洪华的申请。2010年3月2日,相关职能部门对李洪华的申请作出《关于"中央四万亿加地方投资二十六多万亿基础设施建设阳光工程"专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的答复函》,答复称:"因您申请材料中相关身份信息不完整,现予以退回。""信息不完整是不确定的。申请中有申请的联系方式,如何认定不完整,无疑是推搪之词。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申请还可电子申请,可见申请原则上是便民的,而不是制造种种不让表面打开的玻璃墙。政府信息公开大门里还有许多玻璃墙,让申请人及所有广大民众,无法真正进入。"李洪华在行政起诉状上写道。7家法院受理对答复结果不满,李洪华索性把80家政府都告上法庭。他向这些政府所在的中级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令政府履行信息公开职责。结果在他意料之外,80家法院绝大多数置之不理,没有音讯。2010年4月15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来信回复称:"该案依法不属于本院管辖,现将来信退回。"案号:(2010)沪一中法信访第6220号。2010年4月26日,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EMS将《行政起诉状》无故退回。2010年5月5日,李洪华收到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EMS,信件中含有该院于2010年4月22日作出的《行政裁定书》,案号:(2010)穗中法立行初字第7号。该裁定书认为起诉人要求被起诉人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开的政府信息与其没有法律上直接的利害关系,起诉不符合条件,对其起诉本院不予受理。只有7个起诉被法院受理。其中呼和浩特中院分别受理了诉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呼和浩特市政府的起诉;济南市中院分别受理了诉山东省政府、济南市政府的起诉;乌鲁木齐市中院分别受理了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乌鲁木齐市政府的起诉;海口市中院受理了诉海口市政府的起诉。"案子普遍败诉,而且败的莫名其妙。"李洪华无奈地说。海口市中院认为他作为申请人主体资格不合格,李洪华与所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无直接利害关系。但李洪华认为,法律服务应属于这个范围。中央4万亿加地方投资26万亿肯定需要法律服务,而且数额惊人,50万元以上的法律服务就需要招投标。"作为一名专业律师,我有权利知道法律招投标信息。"李洪华说。这件事之后,李洪华被主管部门领导找去谈话,以"维稳"为由,让他"不要再搞了"。"一些法官打电话来与我交流。有的赞许说这是推动中国法治进程;有的询问其他地方法院如何对待;有的表示有压力;也有的嘲讽我想要出名。"李洪华说。"行政权力过大,司法救济渠道不畅通,没有严厉的惩治措施,这些都是限制信息公开的障碍。"李洪华认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上规定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特例,现在成了以不公开为原则,以公开为特例了。"条例范围不明确且范围窄,列举式的立法模式,在赵三平看来都是信息公开发展的桎梏。"条例里只写了什么是该公开的,这是有问题的,应该把不能公开的列举出来。"李洪华政府信息公开律师杂谈 分类: 政府信息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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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拒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一审代理词

     第一审代理词拒不履行法定职责案 尊敬的审判长、二位陪审员: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受北京长安(上海)律师事务所的指派,担任本案原告的诉讼代理人,出席今天的法庭审理。现结合大势、程序、事实、证据、法律,现发表以下意见,供合议庭评议时采纳: 一、 金融整治即加强查处监督的大形势:习李新政,反腐是大举措,然官员的怠政、懒政仍需要有效解决中,不作为或乱作为的行政行为,不应成中国的一个特色,成为腐败表现又一形式。《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于2015年10月13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和改进行政应诉工作的意见》并于2015年修正了《行政诉讼法》及**院的司法解释,都是改善行政立案难、判决难、执行难的问题,也是改革行政机关的不作为或乱作为的举措,意在治吏为民。习总书记,李总理及郭树清部长领导下的新政府开始对于金融界治理,见媒体报道:去年全年银监会共处罚631家银行业金融机构,罚没入库金额共2.7亿。2017年一季度,银监会系统作出行政处罚485件,罚没金额合计1.9亿元;处罚责任人员197名,其中,取消19人的高管任职资格,禁止11人从事银行业工作。2017年3月29日,银监会针对票据违规操作、规避监管、乱收费用、滥用通道、违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等市场乱象,作出了25件行政处罚决定,罚款金额合计4290万元。共惩处了17家银行业机构,包括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平安银行、恒丰银行、夏银行以及作为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交易对手的招商银行、民生银行、交通银行等机构;同时,对8名责任人员分别给予警告和罚款,其中含两名机构高管。中央及国务院包括一行三会均在整治金融的乱象和控制金融风险。为此,本行政诉讼的目的也是保护原告权益及推进行政应为,敢为。二、 被告提出原告主体不适格,原告有第二次申请书并被告进行了答复,现原告提出行政诉讼,应是行政相对人。根据**人民法院2015年的十大行政不作为案例,就有原告是申请行为,然后法院判决原告胜诉,如根据的被告的主张,哪么这些案件就都错误了,不应公开要求全国法院参考适用或指导全国行政审判了。三、重复申请是否合法,原告有第二次申请及被告第二次答复;是原告发现了新的证据,足以证明被告是违法的,所以再次申请并扩大要求查外的范围及权力请求,因为第一次被告不受理及复议决定书均认为,没有证据表明晋商银行违法,而原告认为被告查处的范围太小,不足以揭露事实及显现违法性,第二申请要求审查长治县国源煤业有限公司在晋商银行的所有交易就是所有开具银行承兑票217笔进行全面审查,以发现事实真像。而被告仍拒绝所为。而原告提交了三份长治县国源煤业有限公司有欠款被告法院判决并执行的事实证据,并且这些判决都于2014年12月24日前形成的,就是长治县国源煤业有限公司最后开出的票据之前的就有的。而作为银行的专业金融机构有丰富的风险控制系统及信息来源,他们的系统是全面的有效的,就是于开具有这个票据前,晋商银行就是明知长治县国源煤业有限公司的不良情况,根本就不能开具票据。特别是根据中国最权威的中国中央银行征信系统显示,长治县国源煤业有限公司开具217笔银行承兑汇票并且信贷记录表明欠款欠息,外有被执行,内有欠款欠息,这是晋商银行根本不具开具票据的法定条件,而长治县国源煤业有限公司没有干别的,就是倒票,并且是晋商银行与长治县国源煤业有限公司是多年的客户,根据银行的了解客户及风险控制原则,这是所有法律、法规及指引规定的,而晋商银行是明知长治县国源煤业有限公司不良情况并属实的,而高晓为代表银行与李军配合向原告借款开具票据目的是什么?因李军代表或控制的长治县国源煤业有限公司上次票据款到期,没有钱还,就要发生违约,责任是银行管理人员及损失是晋商银行,为了掩盖风险,双方共同向原告借款,用开新票来堵窟隆,而李军连最小一笔款的都还不上,银行就拍卖长治县国源煤业有限公司仅有的抵押品,偿还银行自己的欠款并造成原告的款被套。法律未禁止重复申请并且原告也不是重复申请,对被于被告的答复就是没有发现线索,这个回复很技术,表现为作为又实质未发现。为此,原告进行了举证(如上)就是最后的线索,就是大数据时代最后的证据。被告以主体不适格及重复申请为由抗辩,是找个借口驳回诉讼,而《行政诉讼法》修正就是要解决行政诉讼中的立案难,判决难及执行难问题,如果以这样的理由驳回诉讼与法律规定和立法目的及行政法精神相悖。如果用被告这样的借口就驳回诉讼就是保护行政机关,就是不让人民行使权利,就是取消原告寻求法律救济的权利,为此,不能于形式纠结。而应在原告有新的证据证实的情况下应允许诉讼保护权益。并且被告只是称没有发现线索,现原告提供线索要求依法立案,查处,符合新的事实及新请求。四、查处的职责行为事实及法律依据:1、被告未进行按法律要求10日提供做出立案查处的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法的证据且至开庭当日也没有交付原告证据,被告第二回复很是技巧就是不说不受理,同时也不处理,写的是没有发现线索。只要发现线索即事实即进行立案处罚,为此,被告是变项的不作为。因为被告作为专业银监机构比晋商银行还有更多的信息方式查外手段,而原告的举证反证了其不作为的事实成立。原告有证据,而被告让几个所谓的当事人自书了证据就认可没有发现线索,根本没有任何实质的行政行为。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办法》自2015年9月9日起施行共九十七条,是这么规定被告的如此的行政行为吗?被告的行为,无论程序与实体均与法违背。五、被告是否履行了法定职责任?《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办法》即新《办法》第4条违法、违规行为的认定应当以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为依据。就是规范性文件亦是履行职责的依据及立案查处的依据,而银行监管法规体系。在我国,按照法律的效力等级划分,银行监管法律框架由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三个层级的法律规范构成,这都是被告都要遵守的。当前,银行监管领域所依据的主要法律包括《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行政许可法》等,此外,《物权法》、《信托法》、《票据法》、《公司法》、《担保法》、《合同法》等法律也从不同角度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经营管理提出基本法律要求。行政法规是由国务院依法制定,以国务院令的形式发布的各种有关活动的法律规范。其效力低于法律,根据法律所制定。行政法规条文本身需进一步明确界限或作出补充规定的,由国务院作出立法性解释,如《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等。规章是银行监督管理部门根据法律和行政法规,在权限范围内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这些文件共同构成当前监管部门实施监督管理的主要依据,无论是作为监管规定还是风险管理领域的实践指导,掌握熟悉相关文件内容对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人员至关重要,如《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指导意见》、《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等。信用风险管理领域。以《贷款通则》、《贷款风险分类指导原则》、《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指引》、《商业银行集团客户授信业务风险管理指引》、《商业银行授信工作尽职指引》、《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监测和考核暂行办法》、《项目融资业务指引》、《固定资产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商业银行并购贷款风险管理指引》、《银团贷款业务指引》、《银行开展小企业授信工作指导意见》、《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文件构成的制度框架,成为指导商业银行规范管理信用风险的主要依据。市场风险管理领域。在逐步完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和《商业银行银行账户利率风险管理指引》等相关文件,将成为指导商业银行规范管理市场风险的主要依据。操作风险管理领域。目前,银监会已发布的主要制度包括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 、《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指引》、《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监管资本计量指引》、《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加大防范操作风险工作力度的通知》等文件,从不同层面提出了操作风险的相关管理要求市场风险管理领域。在逐步完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和《商业银行银行账户利率风险管理指引》等相关文件,将成为指导商业银行规范管理市场风险的主要依据。操作风险管理领域。目前,银监会已发布的主要制度包括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 、《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指引》、《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监管资本计量指引》、《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加大防范操作风险工作力度的通知》等文件,从不同层面提出了操作风险的相关管理要求其他风险管理领域。相关制度包括《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指引》、《商业银行声誉风险管理指引》、《商业银行内部控制评价试行办法》、《商业银行风险监管核心指标(试行)》等, 以逐步加强和引导银行业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建设。 近年来,银行监管部门逐步借鉴国际银行监管经验,以“指引”形式发布行业指导意见,指导银行机构完善经营管理。需要说明的是“指引”形式的监管文件并不具有强制力,而是对监管部门所推介的良好经验和**实践的概括总结,并通过审慎监管要求的形式加以推广。针对本案:晋商银行在有三份判决及没再开票款(所以向原告借款的情况下仍开具票据即银行承兑汇票是违法的并属实且明显。而如上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文件林立,法律依据充分,被告也有这个职权时行立案查处,就是不作为。六、现因票据案有刑事追究中,如何否认被告无违法、无违规的事实???票据的开具及其一系列过程,是李军或长治县国源煤业有限公司单方无法完成的,被告银行或其员工的参与才能成就的,有这样的行为,不构成立案及处罚的程序条件及实质条件?见原告提供的两份处罚案例,其他部分见诉讼状。同时,不存在刑事程序优先原则排除行政执行立案审查。刑案只是针对了李军及高晓为,高晓为不被刑事追究,不应是个人隐私及国家秘密,这不是不公开审理的法定条件及理由,只是被告寻找不曝光于公开判决上。原告仍认为,晋商银行不仅违法,还参与了犯罪,不追究其刑事责任,这也是一种包庇,李军一个人不能完成银行票据的开具???七、原告有证据证明违法性的存在,在原有证据基础上,现原告又举证两份利用互联大数据的查寻,证明,李军及其公司有两份生效判决于这个票据开具前,晋商银行作为风险控制的专业机构,对此是明知的。特别是原告还提供了一分中央银行的征信系统, 这个系统表明李军及其所控制长治县国源煤业有限公司有守217笔的票据开具,而涉及本案的基本是最后一笔,并且是在一系列违法下开具,过桥借款,银行的主管高晓为明知,这本身就是不能开具银行承兑汇票的法定条件,李军倒了这最后一票后,银行就拍卖了其抵押的财产,这是算计好的,就是将原告拉了垫背,造成了原告的巨大损失,银行自己将其所能控制的抵押财产拍卖后,就想结束了。八、被告应根据大数据进行查处:现在大数据时代,被告有这个大数据并且原告亦提供了基本的数据情况。李军及其所控制长治县国源煤业有限公司采用拆东墙补西墙方式进行经营,晋商银行是明知的,这个可以全面审查。同时,被告对于水晶公与的抵押一事,是故意只提供第一页,而抵押记录与银行的数字与面积即抵押的内容是不符的,就是抵押登记的少,而银行抵押的内容多(这样能多贷款或多开票),这是晋商银行造假,而被告故意包庇,不进行认真调查所致,是违法再版。九、被告违法认定的法律依据: 1、 《票据法》第10条:“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2、行政处罚的规定   (1)《票据法》第103条:“有前条所列行为之一,情节轻微,不构成犯罪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2)《票据管理实施办法》第3条第1款:“中国人民银行是票据的管理部门。”《票据管理实施办法》第30条:“有票据法第一百零三条所列行为之一,情节轻微,不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3)《行政处罚法》第27条第2款:“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3、 刑事处罚的规定   (1)《票据法》第102条第1款第4项:“有下列票据欺诈行为之一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签发无可靠资金来源的汇票、本票,骗取资金的;…”。(2)《刑法》第194条第1款第5项:“有下列情形之一,进行金融票据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五)汇票、本票的出票人签发无资金保证的汇票、本票或者在出票时作虚假记载,骗取财物的。”4、《支付结算办法》第八十三条 银行承兑汇票的出票人或持票人向银行提示承兑时,银行的信贷部门负责按照有关规定和审批程序,对出票人的资格、资信、购销合同和汇票记载的内容进行认真审查,必要时可由出票人提供担保。符合规定和承兑条件的,与出票人签订承兑协议。第二百零七条 单位和个人办理支付结算,不准签发没有资金保证的票据或远期支票,套取银行信用;不准签发、取得和转让没有真实交易和债权债务的票据;套取银行和他人资金;不准无理拒绝付款,任意占用他人资金;不准违反规定开立和使用帐户。第二百零八条 银行办理支付结算,不准以任何理由压票、任意退票、截留挪用客户和他行资金;不准无理拒绝支付应由银行支付的票据款项;不准受理无理拒付、不扣少扣滞纳金;不准违章签发、承兑、贴现票据,套取银行资金;不准签发空头银行汇票、银行本票和办理空头汇款;不准在支付结算制度之外规定附加条件,影响汇路畅通;不准违反规定为单位和个人开立帐户;不准拒绝受理、代理他行正常结算业务;不准放弃对企事业单位和个人违反结算纪律的制裁;不准逃避向人民银行转汇大额汇划款项。第二百五十条 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在票据业务中玩忽职守,对违反规定的票据予以承兑、付款、保证或者贴现的,应按照《票据管理实施办法》的规定承担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5、 法律责任 第一百零三条  有下列票据欺诈行为之一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伪造、变造票据的;    (二)故意使用伪造、变造的票据的;    (三)签发空头支票或者故意签发与其预留的本名签名式样或者印鉴不符的支票,骗取财物的;    (四)签发无可靠资金来源的汇票、本票,骗取资金的;    (五)汇票、本票的出票人在出票时作虚假记载,骗取财物的;    (六)冒用他人的票据,或者故意使用过期或者作废的票据,骗取财物的;(七)付款人同出票人、持票人恶意串通,实施前六项所列行为之一的。第一百零五条  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在票据业务中玩忽职守,对违反本法规定的票据予以承兑、付款或者保证的,给予处分;造成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由于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因前款行为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由该金融机构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一百零六条  票据的付款人对见票即付或者到期的票据,故意压票,拖延支付的,由金融行政管理部门处以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   票据的付款人故意压票,拖延支付,给持票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票据法》第105条规定:“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在票据业务中玩忽职守,对违反本法规定的票据予以承兑、付款或者保证的,给予处分;造成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作为刑事犯罪并定罪、量刑,又应以《刑法》(以下简称《刑法》)来加以规范。   十、票据开具的法定条件及责任:票据申请条件(一)1、在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依法从事经营活动并持有经年审有效地营业执照,实行独立经济核算的企业法人或其他组织。 2、在银行设立结算账户(原则上要求开立基本结算账户),并有两年以上的结算业务往来。 3、承兑申请人与汇票收款人之间具有真实、合法的商品交易关系。 4、与银行有真实的委托付款关系。 5、资信良好,具有支付票款的可靠资金来源和能力。 6、必须存有不低于汇票票面金额50%的保证金,并实行专户管理。同时,就敞口风险金额(即汇票金额剔除保证金后的余额)提供银行同意接受的担保。各家银行开具银行承兑汇票所需资料、工作程序都不一样,但大同小异。首先介绍各家银行开票都需要的资料和资料准备的重点,再按银行行号分别介绍各家的差异。票据申请条件 (二)一、依法登记注册,并依法从事经营活动的企业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二、在银行开立存款账户;三、资信状况良好,近两年在开户银行(承兑银行)无不良贷款、欠息及其他不良信用记录。四、具有支付汇票金额的可靠资来源;五、以真实、合法的商品交易为基础,有真实、合法的商品交易合同和交易发票,并在购销合同中注明以银行承兑汇票作为结算方式; 而晋商银行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是不符合上面任何一一条条的规定。责任追究: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任人,要严格按照总行内控稽核部处罚的规定查处;触犯刑律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一)办理无真实贸易背景的银行承兑汇票;(二)未按规定收取保证金或办理相关的担保手续;(三)串用、挪用或提前支取保证金(质押存单);(四)超越权限或变相越权审批;(五)超过对客户的授信额度办理银行承兑汇票;(六)未按规定进行承兑后跟踪检查;(七)发放贷款置换银行承兑汇票垫款;(八)不及时入账或违反会计操作规程,乱用科目,故意瞒报、篡改数据;(九)因主观原因造成垫款损失;(十)其他违规行为。  十一、中国银监会行政处罚事项目录: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会网站上有(很长,节选相近如下)1、金融机构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的处罚: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行政处罚:《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十六条:法人和其他组2、违反票据承兑等结算业务规定,不予兑现,不予收付入账,压单、压票或者违反规定退票的处罚: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行政处罚:《商业银行法》第七十三条法人和其他组织3、金融机构弄虚作假,出具与事实不符的信用证、保函、票据、存单、资信证明等金融票证的处罚: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行政处罚:《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十三条,《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履行原由中国人民银行履行的监督管理职责的决定》:法人和其他组织4、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造成损失数额巨大或引发重大金融犯罪案件的,对直接负责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处罚: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行政处罚:《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自然人5、金融机构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造成损失数额特别巨大或引发特别重大金融犯罪案件的,对直接负责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处罚: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行政处罚:《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自然人   十二、银监会称,不能以监管纠正措施替代行政处罚,不能以机构处罚替代个人处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办法》对个人的行政处罚措施包括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取消董(理)事高管任职资格、禁止一定期限直至终身禁止从事银行业工作等。被告对于高晓为应有所作为即处罚。十三、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七条:原告可以提供证明行政行为违法的证据。原告提供的证据不成立的,不免除被告的举证责任。本案原告提供的证据已充分证明了被告不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违法性存在,被告没有依法处罚即违法。综上,原告的证据可以证明晋商银行的违法事实成立,就是被告的行政不作为根据事实成立,被告根据法规、法规、指引职责已经成立,足以认定。请求法院做出被告依法履行职责即立案并查处具体行政行为的判决,保护原告的诉讼权益。    另:请求贵院依法向相应有权机关发出司法建议书。       再次感谢合议庭,以上意见,望采纳。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洪华2017年6月21日                                                                                                  
  • 李洪华律师代理饶某某政府信息公开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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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洪华律师

金融律师(全国)服务中心 主任

高级合伙人 律师

六法治金创立者

《金融法院与金融律师实务》一书已出版发行

邮箱:lihonghua@cmlawyer.cn

办公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501号上海中心大厦29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