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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安徽高院行政诉讼十大典型案例

    安徽高院行政诉讼十大典型案例

    安徽高院行政诉讼十大典型案例案例一、刘某诉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基本案情2015年12月,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禹会区政府)发布房屋征收公告,对张公山公园北门周边区域范围内国有土地上房屋实施征收。刘某建筑面积为60.16㎡、设计用途为商业的房屋位于该范围内。因刘某与房屋征收部门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未达成补偿协议,禹会区政府遂作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补偿决定的主要内容为:若选择货币补偿,被征收人应得房屋价值补偿金、装修附属物补偿费、搬迁费、停业损失费、货币补偿补助费合计693170元;若选择产权调换,被征收人应安置的房屋建筑面积不低于60.16㎡,与原被征收房屋有效面积相等的部分,被征收人应交房屋产权调换差价款168273元……刘某不服该补偿决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裁判结果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判决驳回刘某的诉讼请求。刘某不服,提起上诉。在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过程中,刘某申请对涉案房屋进行重新评估,禹会区政府表示同意。同时,双方当事人均同意以重新评估的结果作为确定补偿数额的依据。二审法院遂依法委托评估机构作出了房地产司法鉴定估价报告,并据此直接对涉案房屋征收补偿争议依法予以裁判,判决禹会区政府向刘某支付房屋补偿费、附属物补偿费、停产停业损失费、搬迁费、货币补偿补助费合计863849.06元。典型意义美国哲学教授迈克尔.D.贝勒斯说过:“解决争执是全部法律(程序法和实体法)的目的之一”。2015年行政诉讼法修改,亦强化了争议解决功能。而行政审判实质性解决争议的关键在于,通过具体案件的审理,最大限度地将处于争议状态的法律关系妥善地、迅速地予以终局性的确定,从而定纷止争。这要求行政诉讼审理的对象不局限于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是关注原告的诉讼目的,追求全面妥善解决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并尽可能高效地一次性解决,避免争议解决的不彻底性,防止反复争诉不休。本案中,人民法院综合刘某解决房屋征收补偿争议的诉讼目的、双方当事人在评估之前关于由人民法院按照司法评估报告裁判本案的意愿、涉案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的规定等对涉案房屋征收补偿争议直接依法予以裁判,改变了之前判决撤销补偿决定并责令重新作出补偿决定的传统裁判模式,避免了循环诉讼,有利于及时确定被征收人应当获得的补偿,是对裁判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件的有益探索。案例二、刘某诉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政府行政赔偿案基本案情2013年4月7日,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瑶海区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并予以公告。刘某的房屋在征收范围内。刘某不服该房屋征收决定,提起诉讼。该案审理期间,因轨道交通工程建设需要,瑶海区政府于2014年10月将刘某房屋强制拆除。后生效裁判确认该强制拆除行为违法。2015年6月16日,刘某向瑶海区政府递交申请,要求其赔偿因强制拆除房屋造成的各项损失。瑶海区政府收到申请后,未予答复。2015年11月10日,刘某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要求按照9300元/㎡赔偿其房屋损失。裁判结果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期间,依瑶海区政府申请,依法委托评估公司对涉案房屋价值进行评估,后评估公司出具情况说明,称因相关资料不完整,无法出具房地产估价报告。该院于2017年4月作出一审判决,综合在案证据和刘某的主张,并考虑刘某房屋的拆除时间以及原址新建房屋的销售价格等因素,酌定房屋赔偿价格按9300元/㎡计算。刘某认为9300元/㎡是2014年10月被拆房屋类似房地产价格,案件拖延至2017年,被拆房屋类似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涨,一审判决结果不能保障其居住条件,遂提起上诉。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根据刘某被拆房屋的位置、结构、建设年代等实际情况及双方在诉讼中的主张和提供的证据,结合判决时类似房屋价格,酌定瑶海区政府按14000元/㎡赔偿刘某的房屋损失。典型意义司法对违法行为的惩治是有力度的,但同时,司法对合法权益的保护更是有温度的。一般来说,当事人的赔偿请求是其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人民法院的裁判不宜超过该请求范围,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是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之一。因此,当不可预见的客观情况变化致使当事人的赔偿主张不能保障甚至削减其合法权益时,人民法院的裁判则不应当囿于当事人起诉时的赔偿请求。本案中,瑶海区政府强制拆除刘某的房屋之前,未依法作出征收补偿决定;强拆行为被生效判决确认违法之后,亦未依法及时作出赔偿决定。从刘某提起赔偿诉讼至本案二审判决期间,合肥市的房价已大幅上涨。因此,虽一审法院已全部支持刘某的房屋损失赔偿请求,但仍无法保障其居住权。在此情况下,二审法院根据刘某的上诉请求,综合其被拆房屋的实际情况,确定以判决时的类似房地产市场价格对刘某予以赔偿,充分彰显了行政诉讼保障合法权益的功能,让群众体会到了法律的公正和司法的温暖。案例三、伍某某诉桐城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基本案情2016年6月24日,桐城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桐城市城管局)向伍某某下达桐城管停字〔2016〕第004号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认定其在桐城市光明巷11号无规划许可擅自搭建钢构,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责令其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并停止建设,补办规划许可手续,同时告知其逾期不停止违法行为或不补办手续的,该局将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伍某某不服,于2016年6月29日向桐城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桐城市人民政府认为,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不是最终行政决定,只是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前的一项程序,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遂于2017年3月3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驳回伍某某的行政复议申请。伍某某不服该复议决定,遂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桐城市人民政府该行政复议决定,判令桐城市人民政府对其复议申请事项作出实体处理决定。裁判结果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本质上属于行政命令中的禁令,一经作出便为行政相对人设定了义务,是行政执法过程中的一种独立的行政行为。如果行政相对人实施的合法行为被行政主体错误实施了责令停止的命令,将会导致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因此,为保障行政命令功能的正确行使,应赋予行政相对人法律救济的途径。本案中,桐城市城管局作出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为伍某某这一特定相对人设定了停止建设并限期改正的义务,对伍某某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影响。因此,该通知属于行政复议范围,复议机关应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故判决撤销桐城市人民政府该行政复议决定,责令其于判决生效后的法定期限内对伍某某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重新作出复议决定。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典型意义公民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是让违法行为停滞于查获时的状态,是行政管理过程中的一种手段,实际上属于责令改正的范畴,其性质应是行政命令。《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由此可以看出,责令改正是与行政处罚不同的行政行为。责令停止违法行为亦属于责令改正的一种,并不属于行政处罚过程中的程序性和过程性的行政行为,如果行政相对人认为该行政行为损害了其合法权益,可以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本案中,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属于行政命令,应纳入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受案范围,并作出相应判决,对于认定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的性质和保护当事人的诉权具有典型意义。案例四、时某、王某等59人诉合肥市规划局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案基本案情2014年10月,应第三人安徽铜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铜冠房地产公司)申请,合肥市规划局向该公司核发“铜冠花园”12号楼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在铜冠花园项目建设过程中,位于铜冠花园项目北侧的雍景台、香水郡等小区业主向相关主管部门投诉该项目建筑遮挡其阳光的问题,并质疑铜冠房地产公司申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时提交的日照分析报告数据虚假,分析结论不真实。经相关部门协调并进行了日照分析复核后,上述相邻小区的业主仍不服,共有187人于2017年3月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合肥市规划局作出的“铜冠花园”12号楼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裁判结果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187名原告中,时某等51人所涉的44套住宅以及王某等8人所涉的商铺不属于日照分析的“被遮挡建筑计算范围”。该院认为,《**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一)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涉及其相邻权或者公平竞争权的。”关于相邻权人的范围,行政诉讼法及相关民事法律规范无具体规定,本案中应对相邻权人的范围予以界定。就本案而言,应以被告作出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时应考虑的因素和审核的内容为限,即“被遮挡建筑计算范围内”的建筑物所有人。根据《合肥市控制性详细规划通则(试行)》高层建筑日照分析规则中有关拟建高层建筑的影响范围和被遮挡建筑的确定标准,本案原告时某等51人所涉的44套住宅户非日照分析的“被遮挡建筑计算范围”,另现行国家及地方相关的建筑技术规范未对商铺提出日照要求及制定标准,未将其纳入日照分析范围,原告王某等8人所涉的商铺也非日照分析的“被遮挡建筑计算范围”。故原告时某、王某等59人与被诉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行为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裁定驳回原告时某、王某等59人的起诉。时某、王某等59人提出上诉,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典型意义《**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一)项规定,相邻权人有权以相邻权受到侵害为由提起行政诉讼。随着城市高层建筑建设的发展,以日照等相邻权受到侵害为由对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提起行政诉讼的案件增多,在司法实践中该类案件常有相邻小区业主多人集团诉讼,故应对相邻权人的范围予以界定,以防滥用诉权扩大起诉人范围。本案而言,“相邻权人”应以作出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时应考虑和审核的内容和范围为限。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及控制性详细规划通则均规定了被遮挡建筑的计算范围,“被遮挡建筑计算范围内”的建筑物所有人具有原告主体资格,有权提起行政诉讼,反之则无。这样,既保护了真正有利害关系的相邻权人的诉权,也遏制了“相邻权人”范围不明确导致的诉权滥用,具有典型意义。案例五、曹某某诉淮南市潘集区祁集镇人民政府变更土地征收补偿协议案基本案情2013年原告曹某某房屋被征迁,淮南市潘集区祁集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祁集镇政府)与其签订了征收补偿安置协议。该协议认定曹某某户符合安置条件的人口数为4人,即曹某某及其儿子、媳妇、女儿。祁集镇政府按照协议约定,以每人每月200元标准向曹某某户4人一次性支付了18个月过渡费。自2015年2月起,祁集镇政府则按照每人每月400元标准向曹某某户4人支付过渡费。2016年2月,祁集镇政府停止支付曹某某户过渡费。曹某某向祁集镇政府反映。同年11月,祁集镇政府作出答复,认定曹某某户符合安置条件的人口应为曹某某和其女2人,曹某某儿子夫妇在村内另有房屋,并不在征收范围内,故不属于安置补偿对象,原协议中认定曹某某户安置人口4人有误,该户实际符合条件的安置人口应为2人。曹某某不服该答复,遂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祁集镇政府继续履行原协议,给付拖欠的过渡费。裁判结果淮南市田家庵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系行政协议纠纷。因曹某某被拆除的房屋系其与女儿居住使用,曹某某儿子夫妇另有房屋且不在征收范围内,故曹某某儿子夫妇不应纳入到原告户征收补偿安置人口范围。被告据此单方变更协议内容,将原协议中曹某某户补偿安置人口4人变更为2人,系对公共利益的维护,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告要求被告继续履行协议,给付拖欠的过渡费的理由不能成立。据此,判决驳回原告曹某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典型意义行政协议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体现,实现了高权行政向平权行政的转变。一般情况下,基于诚实信用、平等自愿原则,协议一经签订,各方当事人必须严格遵守协议的约定。但因行政协议具有行政性、协议性双重属性,行政机关可因公共利益需要或者其他法定理由,单方变更行政协议。本案根据这一原则,从尊重行政协议的契约精神出发,严格审查了行政机关的变更行为是否确属因公共利益需要或其他法定事由,一方面有效维护了公共利益,另一方面不过分强调行政协议中行政机关的优益权,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案例六、秦某某诉南陵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工商行政登记案基本案情2014年3月,汪某某将秦某某的身份证明等材料交由他人代为办理公司注册,秦某某被登记为该公司股东之一。秦某某发现后,要求南陵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撤销该登记行为未果,遂提起诉讼,请求撤销南陵县市场管理局将其登记为公司股东的工商登记行为。另,秦某某以其身份信息被他人冒用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南陵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出具证明称,汪某某利用秦某某等三人身份证复印件并在该三人不在场的情况下通过代理人注册了公司。注册时公司申请材料上股东签名均不是注册股东本人签名也不是注册股东授权签名。注册股东没有实际进行出资、参与经营活动及分红,该公司的一切行为与注册股东无关。裁判结果安徽省南陵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根据法律规定,申请公司登记,申请人应当对申请文件、材料的真实性负责。经公安机关前期调查,证明汪某某利用秦某某等三人身份证复印件并在该三人不在场的情况下通过代理人注册了公司。注册公司时申请材料上股东签名不是秦某某本人签名也不是其授权签名。在该公司的经营活动中秦某某没有实际进行出资,没有参与实际经营活动,也没有参与分红,该公司的一切行为与秦某某无关。在后期公司股东变更登记时,汪某某又冒用秦某某的签名办理了变更登记。汪某某应对提供虚假材料进行公司登记注册行为负相应的法律责任。南陵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作为主管公司登记注册的行政机关,对因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导致登记错误的,可以在诉讼中依法予以更正,拒不更正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判决撤销登记行为。遂判决撤销南陵县市场监督管理局2014年3月13日在某公司设立登记中将秦某某登记为股东的行为。南陵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典型意义现实生活中,个人身份因各种原因被他人冒用、盗用的现象时有发生,如“被结婚”、“被股东”等,不仅给社会管理秩序造成一定的混乱,也给被冒用、盗用者的生产、生活带来不小的麻烦。期冀行政管理部门完全杜绝此种现象发生,在当下,并不现实。但是在利害关系人发现被冒用、盗用后,要求有权主管部门纠正先前作出的行政行为时,行政管理部门应依法自行纠错,而不能认为自己已尽审查义务,就听之任之。本案中,秦某某发现自己被冒用身份登记为某公司股东后,向登记机关申请撤销工商登记行为,登记机关拒不撤销,一、二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秦某某确系身份被冒用后,遂判决支持秦某某的诉讼请求。本案对督促行政管理机关依法自行纠错,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案例七、郑某某诉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六安监管分局不履行法定职责案基本案情2013年12月4日、25日,郑某某身份证被他人在舒城农商行和金寨县农商行分别办理了银行卡和个人结算账户并开通网银。郑某某向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六安监管分局(以下简称六安银监分局)、中国人民银行六安市中心支行等部门反映,要求对违规办理业务的银行领导和经办人进行查处。六安银监分局在收到郑某某反映后,分别向两家银行发出了《监管意见书》。舒城农商行和金寨农商行在收到监管意见后对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了罚款、通报批评,将整改情况向六安银监分局进行了报告。六安银监分局将相关处理情况向郑某某进行书面告知。郑某某认为六安银监分局没有依法处理,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裁判结果六安市裕安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公民向行政机关投诉、举报是维护自身权益参与行政管理的重要方法,对推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有积极作用。郑某某认为六安银监分局没有依法办事,要求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对银行及管理人员、责任人进行处理,但相关法律法规中没有赋予公民个人要求行政机关如何对第三人进行处罚的权利,六安银监分局的监管处理行为与郑某某利益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故裁定驳回郑某某的起诉。郑某某不服一审裁定,提起上诉。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典型意义行政诉讼的核心宗旨是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人民法院只能满足当事人出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正当需求。因此,当事人因投诉、举报或者反映问题等事项不服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其所提起的诉讼能否获得人民法院的实体审理和判决,取决于其投诉、举报或者反映问题是否是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如果不是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是为了维护他人或者不特定公众的利益,或是为了借助诉讼宣泄自己的不满情绪,就不应得到支持。本案中,郑某某向六安银监分局反映其身份被他人冒用开立银行帐户和网银,六安银监分局向相关银行发出监管意见,相关银行已经进行纠正,郑某某的合法权益得到了维护。之后,郑某某又提起诉讼,要求判令六安银监分局履行对相关银行及其工作人员进行查处的职责,无非是要求六安银监分局作出或者加重对相关银行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处罚。而六安银监分局是否查处、如何查处,并不会对郑某某的合法权益产生实际影响,其所提起的诉讼依法应予驳回。本案的处理对于规范当事人依法行使诉权,引导当事人合理表达诉求,具有示范效应。案例八、孟某某诉蚌埠市蚌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不履行法定职责案基本案情2017年1月6日,孟某某在蚌埠市粤港茶餐厅购买了“花旗参炖乌鸡、虫草花石斛炖老鸡”两道菜。事后,孟某某认为粤港茶餐厅出售的该两道菜品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向蚌埠市食品药品投诉举报中心举报,要求进行处理。同年1月16日,蚌埠市食品药品投诉举报中心将孟某某的投诉举报材料转交蚌埠市蚌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蚌山区市场监管局)处理。蚌山区市场监管局接到转交材料后,对此事进行了调查。2017年3月16日,蚌山区市场监管局向孟某某送达了行政处理结果告知书,告知的主要内容为:粤港茶餐厅经营的花旗参乌鸡汤未进入药用渠道,也未宣传功能主治、用法用量等相关内容,未构成违法行为。孟某某认为该答复未完全履行法定职责,要求确认蚌山区市场监管局未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并判令其在法定期限内履行职责。裁判结果蚌埠市蚌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蚌山区市场监管局接到孟某某的举报投诉后,依法进行了调查核实。因粤港茶餐厅把花旗参、石斛作为食材,在菜单中未宣传功能主治和用法用量等相关内容,蚌山区市场监管局认定其不构成违法行为,并将该处理结果告知孟某某,已经依法履行了法定职责。判决驳回孟某某的诉讼请求。孟某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典型意义投诉、举报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重要途径,对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都具有重大意义。近年来,当事人因投诉、举报不服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而提起诉讼的情形越来越多。此类案件能否进入行政诉讼救济渠道,人民法院应当审查当事人与其投诉、举报的事项之间是否具有利害关系,对于确有利害关系的,应当依法予以立案。本案中,孟某某在粤港茶餐厅消费后,认为其所食用的菜品中违规添加了药物,向有关部门投诉。孟某某与蚌山区市场监管局作出的处理决定具有利害关系,其所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实体审理。本案经审理后,查明粤港茶餐厅并无违法行为,法院作出驳回孟某某诉讼请求的判决,既保障了消费者行使诉权,亦维护了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案例九、严某诉马鞍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案基本案情严某系马钢集团康泰置地发展有限公司门卫。2016年9月17日18时许,金某和其妻子印某驾驶汽车行驶至严某值班的门口时,严某以其未缴纳停车费为由拒绝放行,双方发生争吵。印某将严某的茶杯摔碎,严某遂持一根链条锁砸印某的肩部,金某见状遂上前用拳头击打严某面部,导致严某鼻部受伤。2016年11月25日,马钢集团康泰置地发展有限公司作为严某的用人单位向马鞍山市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2017年4月28日,马鞍山市人社局认定严某在工作过程中与他人发生争吵,虽然起因于工作,但其所受伤害系因先攻击对方而招致。性质上不属于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伤害,因而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的规定,决定不予认定为工伤。严某不服,遂提起诉讼。裁判结果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该规定的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是指他人因不服从职工履行其工作职责的管理行为而施加暴力对职工造成的伤害,该暴力伤害与履行工作职责应具有直接因果关系。本案伤害事件发生过程中,印某将严某的茶杯摔碎,尚未触及人身伤害,此时严某持链条锁砸印某的行为已经超越履行正常职责或维护单位利益的目的。履行职责发生争议时,劳动者应以恢复正常履行工作职责状态为目的,并以适度的方法和手段达到该目的,行为不应超过合理、必要的限度,否则劳动者的严重不当行为会阻却履行工作职责与受到暴力伤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导致其不被认定为履行工作职责。因此,本案严某受伤虽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内,但其受伤与其履行工作职责之间并不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马鞍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其受伤的情形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之规定,对严某作出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事实认定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判决驳回严某的诉讼请求。典型意义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的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属于工伤。适用该项规定的前提是正当履行工作职责,且受到的暴力伤害与履行工作职责有因果关系。本案中,严某与印某夫妻的纠纷完全可以通过合法的、正当的方式来解决,严某采取非正当的暴力方式履职,不但违背了职业道德和劳动纪律,而且违反了法律、法规的规定,其行为不属于法律保护的行为,其所受伤害与正当履职受到暴力伤害有本质的区别。若此类伤害认定为工伤,等于鼓励职工采用非法方式履行工作职责,违背了法律禁锢“恶行”保护“善良”的基本法理,既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关于因工作职责受到暴力伤害认定为工伤的立法本意,也不利于弘扬良好的社会风尚。本案对于正确理解和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的规定,引导劳动者依法、正当履行工作职责具有典型意义。案例十、涡阳县人民检察院诉涡阳县国土资源局不履行法定职责案基本案情2013年10月21日,涡阳县国土资源局工作人员在巡查中发现涡阳县正大公司未经批准非法占地。2013年11月6日,涡阳县国土资源局对正大公司作出责令退还非法占有的4195.02平方米土地、限15日内拆除非法占用土地上新建的2432平方米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恢复土地原状并处罚款125850.6元的行政处罚。处罚决定作出后,涡阳县国土资源局进行了催告,并向有关部门进行了报告、告知、函告,却未进一步采取其他积极有效的监管措施,致使违法行为仍然持续。2015年9月18日,涡阳县检察院向涡阳县国土资源局发出检察建议。该局函复称,已向涡阳县政府书面报告和向高公镇政府发出告知函,并已约谈违法用地单位负责人。2016年5月12日,涡阳县检察院再次向涡阳县国资局发出检察建议。涡阳县国土资源局复函称,拟局部调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将案涉基本农田调整为允许建设区,补办用地手续。2017年9月25日,涡阳县检察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要求确认涡阳县国土资源局未依法履行职责违法,并判令其依法继续履行监管职责,消除正大公司违法用地状态。裁判结果涡阳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正大公司的违法占地行为始于2013年10月,涡阳县国土资源局虽然在2013年11月对其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但在违法行为人未完全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情况下,没有穷尽执法手段,导致正大公司违法占地从2013年10月到2017年9月一直处于持续状态。涡阳县国土资源局辩称其在接到检察建议后,又采取了包括报告、告知等在内的措施积极履职,但不能否定其怠于履行法定职责的违法事实存在,判决确认涡阳县国土资源局对涡阳县正大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未依法履行后续监督、管理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责令涡阳县国资局依法继续履行监督、管理的法定职责。宣判后,双方均未上诉。典型意义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2017年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再次修改,拓展了检察机关的监督范围。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补齐了现行公益维护体系的短板。本案通过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监督行政机关严格执法、依法行政,符合法治国家建设的内在要求。法院通过对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的审判,明确了行政机关履职的义务,对于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作者:省高院行政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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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公布2017年行政审判十大典型案例 全部都是民告官

    山西公布2017年行政审判十大典型案例 全部都是民告官一、政府履职不到位、程序不正当,应予撤销并责令重作——张某诉黎城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处理案基本案情张某系黎城县西仵乡东水洋村村民。2005年1月张某提出建房用地申请,同年8月20日,黎城县人民政府为其颁发了黎政许字第006号《居民建房用地许可证》,许可其在207国道旁修建房屋一处。2006年4月16日,房屋修建完工,张某填写了0206309号《居民宅基用地登记申请、调查、审批表》,取得《集体土地使用权证》。2017年2月23日,黎城县人民政府作出《关于西仵乡东水洋村张某宅基地审批存在问题的处理决定》,主要内容:“张某:经查,你2005年审批宅基地一处(黎政许字第006号),2006年颁发0206309号《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在宅基地审批中存在以下问题:1、你父张某旺在本村有两处宅基地,面积分别为410平方米、460平方米。根据《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你2005年申请审批宅基地时,未结婚且家庭现有住宅面积已达到我县规定标准(每户不超过200平方米),不具备‘具有农村户口的村民确已分户,现有宅基地低于分户标准的’条件,属隐瞒原有住宅建设用地面积骗取批准。2、根据《关于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意见》(国土资发[2004]234号)第六条规定,你2005年申请审批宅基地没有经过支、村委研究张榜公布,违反法定程序。3、根据《关于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意见》(国土资发[2004]234号)第七条规定,你在宅基地审批过程中,没有经乡(镇)实地丈量批放,违反法定程序。综上所述,本机关认为,你存在采取隐瞒原有建设用地面积骗取批准宅基地,审批过程存在违反法定程序问题。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八条、《土地登记办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决定如下:1、黎城县人民政府2005年8月为你颁发的黎政许字第006号《居民建房用地许可证》无效。2、责令你三日内到黎城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0206309号集体土地使用权证注销登记手续。逾期不办理,将公告注销,原土地权利证书作废。”张某不服提起诉讼。裁判结果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诉行政行为认定事实证据不足,故判决:撤销黎城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关于西仵乡东水洋村张某宅基地审批存在问题的处理决定》。黎城县人民政府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应当对原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和被诉行政行为进行全面审查”,不受当事人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的限制。据此,本案需要审查的问题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张某在申请宅基地时是否存在隐瞒真相骗取批准的问题;二是黎城县检察机关的调查询问笔录能否作为认定被诉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三是被诉行政行为认定黎城县人民政府为张某办理宅基地审批违反法定程序证据是否充分;四是被诉行政行为是否违反正当程序基本原则。关于第一个问题,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意见》(国土资发【2004】234号)的规定,申请宅基地使用证一般需遵循以下程序:1、申请人向所在村委会提出申请;2、村委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后张榜公布;3、公布期满无异议的,报乡镇审核;4、报县(市)审核;5、颁发权属证书。在审批过程中,乡镇国土资源所要做到“三到场”,即:受理宅基地申请后,要到实地审查申请人是否符合条件、拟用地是否符合规划等;宅基地经依法批准后,要到实地丈量批放宅基地;村民住宅建成后,要实地检查是否按照批准的面积和要求使用土地。可见,申请人提出申请是启动颁证程序的第一步。一般来说,只要申请人自认为符合发证条件就可以提出申请,至于实质上是否符合申请条件和颁证条件,尚需相关部门依法审核后作出认定并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人依法登记发证。本案中,张某在申请审批宅基地时,已经年满十八周岁,其自认为符合审批宅基地的法定条件,便以自己的名义申请宅基地并填写了审批表,在客观上并没有采取任何刻意隐瞒原有建设用地面积骗取批准的行为。此外,张某出生于1983年3月23日,其申请建房审批的时间为2005年,申请宅基地审批的时间为2006年,两次申请填报的年龄分别为23岁和24岁,符合民间以虚岁确认年龄的风俗习惯,不存在虚报年龄骗取批准的问题。因此,被诉决定认定张某在申请宅基地审批时采取隐瞒和欺骗手段,证据并不充分。需要说明的是,根据土地管理法的有关规定以及黎城县审批宅基地的实际情况,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且面积一般不得超过200平方米。本案中,张某在审批宅基地时,其家庭已拥有两块面积合计为874.9平方米的宅基地,客观上已不具备审批宅基地的实质条件。然而对张某提出的申请,村委、乡镇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及黎城县人民政府对此均未尽到合理、审慎的审查义务,未能发现张某父亲名下已有两处宅基地且面积已超标这一明显的事实,从而导致错误登记和发证。黎城县人民政府应对此承担法律后果,采取适当补救措施弥补因此造成的不利后果,以维护国家土地管理秩序的有序性、合理性和宅基地审批的严肃性、统一性。关于第二个问题,检察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收集的证据,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中是否可以作为证据采信,应当视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对于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性质上属于实物证据,具有很强的客观性、稳定性,证据信息在短时间内很难改变,只要依法取得,一般就可以直接在行政程序中作为证据使用。而对于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这一类调查笔录,特别是对证人所作的询问笔录等,在性质上属于言词证据,在获取时难以排除提取人的主观因素,不同机关、不同人提取可能会出现不同的内容,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所以,此类证据只要有条件重新提取的,原则上应当重新提取后才可以使用,或者有权机关的生效刑事法律文书已经确认其为合法有效的证据,此时可以直接作为有效证据使用。本案中,被诉行政行为所依据的黎城县检察机关的调查笔录,系检察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对证人和相关人员所作的调查笔录,这些证据在刑事程序中尚未经有权机关的生效法律文书对其真实性、合法性进行确认,不能直接在行政程序中采用,而应按照法定程序对证人重新调查询问并制作笔录,即进行证据转换后,才能据此作出行政行为。黎城县人民政府直接依据此类证据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缺乏法律依据。原审法院对此证据不予采信并无不当。上诉人认为黎城县检察机关的调查笔录可以作为认定被诉行政行为合法依据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第三个问题,2005年1月,张某填写了200508006号《农村居民建房用地审批表》,经村民代表、村委主任、国土中心所、乡镇政府、耕保股、国土资源局、县领导签字或盖章确认。2006年5月,《宅基地使用证存根》显示:户主、丈量员、制图员、村长、乡镇负责人分别签字并加盖黎城县西仵乡东水洋村民委员会、黎城县西仵乡土地管理部门公章。由此可知,张某的宅基地审批符合法定形式要件。被诉决定之所以认定“2005年申请审批宅基地没有经过支、村委研究张榜公布,违反法定程序”、“在宅基地审批过程中,没有经乡(镇)实地丈量批放,违反法定程序”,其主要依据是检察机关对村委干部及相关人员所作的调查笔录的内容,而如前所述,调查笔录因不符合证据采信标准,不能作为行政机关认定事实的有效依据,故上述认定因缺乏证据支持而不能成立。其次,上述程序问题即便属实,也是因村委和土地管理部门履行职责不到位所致,与行政相对人无关。黎城县人民政府以该程序违法为由注销张某宅基地登记行为,且未采取任何补救措施,显然没有考虑无过错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保障问题,不符合合理行政的基本原则。关于第四个问题,按照正当程序的基本要求,行政机关在作出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利害关系人不利的行政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其事实、理由和依据并给予陈述和申辩的机会。被诉决定剥夺了张某的宅基地使用权,对其重大财产权益产生不利影响,黎城县人民政府既未事先告知张某,也未给予其陈述和申辩的机会,而是径行注销其土地使用权证,程序明显不当。因此,被诉决定显然不符合正当程序的基本要求。综上,被诉行政行为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违反正当程序原则,原审判决撤销该行政行为是正确的。黎城县人民政府提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同时,鉴于涉诉登记行为在实体上违反了“一户一宅”的基本原则和山西省农村宅基地面积标准的规定,黎城县人民政府在本判决生效后应当重新作出处理决定。在处理过程中,适当考虑无过错或无主要过错的当事人的信赖利益保护问题,不能因行政机关的过错而让当事人承担因行政行为错误产生的全部不利后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一、维持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7日作出的(2017)晋05行初19号行政判决;二、黎城县人民政府在本判决生效后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典型意义本案是大法官邱水平亲自主审的一起撤销土地登记行政案件。裁判文书逻辑严密,适用法律准确,论述详尽,说理充分,是一篇行政审判文书范本。其典型意义在于,一、政府履职应当到位。宅基地是我国农民的重要生产生活资料,宅基地审批是以农民作为行政相对人的一项十分普遍的行政审批事项。县政府作为行政审批机关,其合理审慎的审查义务不得有丝毫马虎。本判决对三级机构的责任界定准确、定性合理,对合理行政作了准确诠释。政府履职不到位,无过错行政相对人不应承担责任。二、证据采信应当严谨。对证据运用的分析,如实物证据具有客观性、稳定性,一般可直接使用,由于言词证据的不确定性、主观性,尚未经有权机关生效文书确认的,原则上应重新提取后才可使用,而不应以证据出自检察机关或何人之手作为采用与否的标准。三、行政行为应当程序正当。近年来,行政机关因程序违法引起的败诉案件占行政案件败诉的比例较大。本案中,判决书对政府程序正当的基本要求十分肯定、明确、严肃,提出对行政相对人重大财产权益产生不利影响时,政府应当履行告知其事实、理由和依据的义务,并给予陈述、申辩的机会,对政府依法行政提出了严格要求。四、不当行政行为应当纠正。“一户一宅”、宅基地面积不得超过法定标准是我国农村宅基地审批的基本原则,属于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得逾越。对于违反这一原则导致错误审批发证的,行政机关负有依法纠正的法定义务,以维护土地管理秩序的有序性、严肃性,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不受侵害。这也是本案判令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主要理由,法院通过行政诉讼督促行政机关依法纠正或补正其违法行政行为,属于行政审判监督职能的应有之义。二、公安机关不得以存在民事纠纷为由不履行法定职责——常某诉太谷县公安局不履行法定职责案基本案情涉案土地位于太谷县胡村镇孟高村南门外,面积1.98亩,土地使用证载明土地使用权人为贺某。2006年3月贺某去世,孟高村委未收回该土地。贺某共有一女四子,女儿贺某香(丈夫白某),长子贺某玺,次子贺某明,三子贺某马,四子贺某喜。长子贺某玺有智力残疾,曾由贺某香夫妇扶养,孟高村台账显示南门外1.98亩土地承包人由贺某转白某。为方便耕种,大约在1997年白某将涉案土地与常某之父的土塔1.7亩土地调换耕种,此状态持续近二十年,直至贺某次子贺某明以父亲去世后,其名下土地应由儿子继承为由,索要涉案土地,并将地上青苗毁掉。2016年4月中旬左右,贺某明授意本村村民杜某在涉案土地上种植玉米。常某听说后立即告知杜某该地一直由其父耕种,杜某才同意不再继续耕种,常某同时支付杜某种植玉米等费用共计520元。2016年5月16日,贺某明又指使朱某将涉案土地上的玉米青苗毁掉。常某随即报案。太谷县公安局经过调查询问并履行相关告知义务后,认为本案系因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引发的民事争议,没有发生公安机关管辖的违法行为,遂作出太公行终止决字[2016]003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常某不服提起诉讼。裁判结果太谷县人民法院认为,根据《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第十条之规定,承包期内,因承包人死亡,承包经营的家庭消亡的,发包方可以收回其承包的耕地。本案中贺某去世后,村委会未收回涉案土地,而是由其女贺某香夫妇继续耕种,太谷县公安局认定涉案土地权属不明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贺某香夫妇与常某之父长期调换耕种涉案土地,在杜某强行耕种玉米后,常某与杜某协商,杜某退出涉案土地,由常某支付杜某种植玉米费用共计520元,常某即取得涉案土地上玉米青苗所有权。玉米种植一个月左右被毁损,常某向太谷县公安局报案,太谷县公安局以涉案纠纷系当事人之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没有发生公安机关管辖的违法行为为由,作出终止调查决定书,于法无据。遂判决:一、撤销太谷县公安局作出的太公行终止决字[2016]003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二、太谷县公安局在法定期间内依法履行调查处理常某在涉案土地上所有的玉米苗被毁损的法定职责。太谷县公安局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贺某明认为其父贺某名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应由其继承,进而雇人将常某耕种的玉米青苗毁损是客观事实。依照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当事人存在民事纠纷应当通过调解、仲裁、诉讼等途径予以解决,即使采取私力救济也不得超过必要限度。当事人以存在民事纠纷为由恃强夺取、毁坏他人财产的,属于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太谷县公安局以涉案土地存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为由不予调查处理,缺乏法律依据。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典型意义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公安机关不得以存在民事纠纷为由,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不予调查处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条、第九条及《人民警察法》第二条第一款均规定,公安机关具有预防、制止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本案中,贺某明以其父贺某名下的土地应由其继承为由,雇人将常某耕种的玉米青苗毁损,严重侵害了他人合法财产权,具有明显的社会危害性。公安机关对该违法行为应当依法制止并处罚,而不能以存在民事纠纷为由怠于履行法定职责,姑息违法行为,否则即构成不履行法定职责。需要强调的是,发生民事纠纷可以通过诉讼、仲裁等法定方式予以解决,以违法方式来实现所谓的自我救济,为我国法律所禁止。三、登记机关应当依据生效法律文书办理物权变更登记——黄某、刘某诉朔州市房产管理局不履行法定职责案基本案情2003年6月10日,黄某、刘某以房产证作抵押为尹某向朔州市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下称信用社)借款提供担保,并在朔州市房产管理局(下称房管局)办理了抵押登记,房管局为信用社出具了他项权证书。2007年11月,信用社与尹某在未经黄某、刘某同意的情况下约定展期还款。黄某、刘某认为约定违约,抵押行为无效,提起民事诉讼。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免除了黄某、刘某的抵押担保责任。判决生效后,黄某、刘某要求信用社配合到房管局办理抵押权注销登记,信用社以尹某的债务未清偿为由不予配合。之后,黄某、刘某几次向房管局申请注销抵押权登记,该局根据《房屋登记办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以没有提交他项权证书为由不予办理。黄某、刘某遂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房管局注销黄某、刘某抵押房屋上设立的他项权证并返还房屋所有权证。裁判结果怀仁县人民法院认为:房管局作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产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辖区内的房屋登记工作,具有办理房屋抵押登记的法定职责。本案生效民事判决免除了黄某、刘某的抵押担保责任,信用社享有的抵押权灭失。黄某、刘某根据生效民事判决向房管局申请抵押权注销登记,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在信用社拒不配合不提供他项权证书的情况下,房管局应当依法履行职责,为黄某、刘某办理抵押权注销登记。遂判决:被告朔州市房产管理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履行职责,针对二原告请求注销抵押房屋上设立的他项权证并返还房屋所有权证的申请作出行政行为。一审判决后,信用社不服提起上诉,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典型意义本案裁判要旨在于生效法律文书对物权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作出决定的情况下,登记机关应当依法为当事人办理相应的物权变更登记。《房屋登记办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申请抵押权注销登记的,应当提交“房屋他项权证书”。一般情况下,在“主债权消灭”、“抵押权已经实现”、“抵押权人放弃抵押权”等情形下,因抵押权人的利益已经得到实现或抵押权人自愿放弃抵押权,通常不会发生抵押权人拒不交出房屋他项权证书的问题。但当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生效法律文书导致抵押权消灭而申请办理抵押权注销登记时,因该结果并非抵押权人的主观意愿,可能存在抵押权人拒不交出他项权证书不配合办理抵押权注销登记的情形,此情形并非申请办理注销登记的抵押人的过错造成。因此,登记机关无需苛求申请人必须提交他项权证书,而应当根据生效法律文书及《物权法》、《房屋登记办法》的相关规定办理注销登记,避免机械、僵化理解和适用《房屋登记办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本案中,生效民事判决已经免除了黄某、刘某的抵押担保责任,信用社享有的抵押权自民事判决生效时已经消灭,登记机关应当依法为黄某、刘某办理抵押权注销登记。四、行政机关的习惯性做法不得减损相对人的权益或增加相对人的义务——王某诉柳林县民政局行政给付案基本案情王某之父王某仁1943年牺牲后被认定为烈士,在离石县革命烈士英名录中有记载。2015年10月28日,王某向柳林县民政局提出申请,要求按照民政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落实部分烈士子女发放定期生活补助政策的实施意见》(民办发[2012]3号)和《关于给部分烈士子女发放定期生活补助的通知》(民发[2012]27号)的规定:自2011年7月1日起,按照烈士子女每月发放130元定期生活补助的标准,为其定期发放生活补助。柳林县民政局经审核上报,于2015年12月4日批准同意从2016年1月1日起依据山西省民政厅、山西省财政厅《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的通知》(晋民发[2015]58号),为王某每月发放300元定期生活补助。王某认为,柳林县民政局应按照二部委文件规定为其补发2011年7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的生活补助,在向柳林县民政局申请无果后,提起行政诉讼。裁判结果离石区人民法院认为,王某之父王某仁系革命烈士,离石县革命烈士英名录中有记载,该事实双方均无异议。民办发[2012]3号和民发[2012]27号发布日期均为2012年1月20日,但文件明确规定,“自2011年7月1日起,给部分烈士子女发放定期生活补助”。也就是说,文件生效日期为2011年7月1日。柳林县民政局经审核认定王某符合烈士子女享受定期生活补助的政策,即应从2011年7月1日起执行政策,为王某补发定期生活补助。柳林县民政局以申请获得审批的次月作为发放定期生活补助的起始时间,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判决柳林县民政局按规定为王某给付从2011年7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的烈士子女定期生活补助。柳林县民政局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王某系符合政策规定享受定期生活补助的革命烈士子女这一点双方均无异议,争议焦点是对文件生效后至身份确定之前的漏报期间是否应当补发定期生活补助费问题有不同认识。按照民办发[2012]3号文件规定,各级民政部门“要深入细致地做好调查摸底工作,认真准确地界定相关人员的身份,做到不错、不漏、不留死角,实事求是地把这部分人员的身份核实、核准”。本案中,柳林县民政局在办理此项工作中存在漏报问题,且始终未提供漏报、补报人员在身份确定之前不能享受生活补助的相关法律或政策依据,仅在庭审中口头陈述,行政实践中烈士子女享受生活补助资格的审核认定需经上报审批、然后下拨款项才能支付,因此只能从审核确定的次月开始享受相关待遇。本院认为,行政机关在实践中的习惯性做法,不得减损相对人的权益或增加相对人的义务。本案柳林县民政局的习惯性做法明显减损了相对人的权益,其不予补发的理由不能成立。鉴于本案政策性强,可能会引发不必要的行政争议,柳林县民政局在具体落实政策过程中,应当主动履行法定职责,及时采取相应补救措施,避免产生负面影响。综上,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典型意义本案系行政给付的典型案例。行政给付也称行政物质帮助,是指行政机关依法对特定的相对人提供物质利益或者与物质利益有关的权益的行为,系授益性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在执行行政给付的法律和政策过程中,应当严格掌握政策,执行落实好政策,本着以人为本,关心和帮助特殊群体的基本原则,准确地界定相关人员的身份,做到不错、不漏、不留死角。确因客观原因遗漏的,应积极采取补救措施,确保符合条件的当事人依法享受相关待遇。本案中,柳林县民政局对漏报人员虽允许其补报并对身份依法进行了确认,但在支付相关待遇时却以所谓习惯性做法拒不支付漏报之前的生活补助,显然不符合公平原则和合理行政的原则。法院在支持相对人合理诉求的同时,指出行政机关的习惯性做法或行政惯例,不得减损相对人的权益或增加相对人的义务。本案对行政机关的习惯性做法或行政惯例的适法性判断标准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五、职工因公外出期间发生伤亡是否属“工作原因”的举证责任在用人单位和人社部门——姚某诉晋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案基本案情姚某系姚某慧之父。姚某慧原系泽州县北义城镇卫生院的职工,2011年3月24日被单位派往长治市和平医院进修,同年8月13日与家人失去联系。2014年3月3日被宣告失踪。2016年10月13日被宣告死亡。之后,姚某于2016年10月18日向晋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对姚某慧认定工伤,该局认为,姚某慧与泽州县北义城镇卫生院虽构成劳动关系,但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规定的认定工伤的条件,故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姚某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裁判结果阳城县人民法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规定,职工因公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应认定为工伤;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用人单位不认为属于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姚某慧已被人民法院宣告失踪、宣告死亡,具有同自然失踪、自然死亡相同的法律后果。各方当事人均认可姚某慧失踪时属因公外出期间。对于姚某慧失踪的原因是否属于工作原因,各方当事人均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姚某慧失踪的具体时间、地点、原因,但根据现有证据,也不能排除姚某慧的失踪与工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用人单位举证不能,被告又未能查实姚某慧的失踪与工作无关的情况下,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应予撤销。遂判决撤销晋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限其在判决生效后30日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晋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和泽州县北义城镇卫生院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典型意义本案系职工因公外出期间发生伤亡事故是否属工作原因的举证责任如何分配的典型案例。《工伤保险条例》等劳动社会保障行政法规的立法精神在于防范劳动者因工作而产生的风险,分散用人单位的用工风险,劳动者因工作原因发生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除非故意犯罪、醉酒、吸毒、自残、自杀的,一般应当认定为工伤。《**人民法院关于职工因公外出期间死因不明应否认定工伤的答复》(【2010】行他字第236号)明确规定,“职工因公外出期间死因不明,用人单位或者社会保障部门提供的证据不能排除非工作原因导致死亡的,应当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和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认定为工伤。”本案晋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泽州县北义城镇卫生院均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姚某慧死亡非工作原因所致,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姚某慧死亡应当认定为工伤。六、房屋补偿面积一般是指建筑面积而非使用面积——王某诉高平市人民政府房屋行政征收补偿案基本案情2013年前后,高平市人民政府对王某房屋实施征收。2013年10月,高平市人民政府和高平市北城街道办事处先后印发《高平市房屋征收与安置补偿暂行规定》、《关于丹河张家坡桥至长平桥段城市房屋征收及安置补偿实施方案》(以下分别简称《暂行规定》和《实施方案》)。《实施方案》为选择房屋产权调换的被征收人提供了两种调换方式:(1)按合法建筑面积折算的,庭院式房屋按合法建筑面积1:1.2的标准折算,院内空地面积按10:1的标准折算;(2)按合法占地面积折算的,庭院式房屋按合法占地面积1:1.5的标准折算。2013年10月27日,王某与高平市人民政府委托的两名第三人北城街道办事处、城北社区居委会签订了《房屋征收与安置补偿协议书》,约定采用第(2)种调换方式,王某被征收房屋占地面积为197.1㎡,置换标准为1:1.5,应置换房屋面积为295.65㎡。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具有法律效力。2017年2月13日,王某在《选房结果确认书》上签名。因调换面积是否包括公摊面积,双方发生争议,王某诉至法院。裁判结果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从协议的整体内容看,置换的295.65㎡,应认定为包括公摊面积在内更为合理,判决驳回原告王某的诉讼请求。王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王某的安置房面积应当为建筑面积,包括公摊面积。理由如下:(一)《暂行规定》与《实施方案》明确,不管是以货币补偿,还是以产权调换补偿,不管是合法登记房屋的补偿,还是未登记合法房屋的补偿,其面积计算均是采用建筑面积的方式。征收房屋按建筑面积计算,安置房也按建筑面积计算,符合整体解释原则。(二)依据《房产测量规范》的规定,房屋产权面积系指产权主体依法拥有房屋所有权的房屋建筑面积。本案中《房屋征收与安置补偿协议书》中约定的房屋产权面积意思表示明确,不存在两种以上解释。王某签字确认的《选房结果确认书》也明确其所选房屋面积为建筑面积。(三)《物权法》第七十条、第七十二条规定,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业主对建筑物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不得以放弃权利不履行义务;业主转让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其对共有部分享有的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一并转让。据此,公摊作为房屋的共有产权部分,是房屋所有权人正常使用房屋不可或缺的部分,依法不可分割,上诉人无权选择仅置换房屋的专有部分,而放弃共有部分。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典型意义本案系房屋征收补偿案件中对补偿协议涉及的房屋产权置换面积发生争议时如何认定的典型案例。根据《物权法》、《房产测量规范》等法律、规范性文件规定及房屋征收补偿、房屋买卖等实务中通常做法,补偿协议中约定的房屋产权面积一般是指建筑面积而非使用面积,除非当事人有特别约定。本案中,当事人在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中对房屋产权置换面积没有作出特别约定,故应当按照协议所依据的文件及相关法律规定认定为建筑面积。七、修改过期食品生产日期理应受罚——冯某诉沁水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食品管理行政处罚案基本案情2016年8月29日,沁水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会同沁水县公安局执法人员对沁水县龙港镇亲合力副食配送部(负责人为冯某)进行检查时,现场发现一台电子控制自动印码机等工具,旁边有已修改生产日期的商品,有已经洗掉旧码尚未打上新码的商品。经调查,印码机等改码工具系该配送部仓库管理员常某购买,目的是将过期产品修改生产日期后再出售,该副食配送部负责人冯某对此知情且未有效阻止。根据副食配送部提供的销货凭证、出库记录本和相关证人的陈述,该配送部自2016年4月17日至2016年8月29日共销售修改生产日期的货物价值10546元;现场清点虚标生产日期和超过保质期的库存货值金额65402.2元。沁水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认定冯某销售的过期食品涉案货值金额总计75948.2元,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对冯某作出没收违法所得、没收过期商品、罚款、没收违法工具、吊销《食品流通许可证》等五项处罚,罚没款总计1301665.4元。冯某对行政处罚不服,提起诉讼。裁判结果阳城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食品安全法》规定,禁止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告冯某对其工作人员标注虚假生产日期并违法经营的行为明知而未加以阻止,等于默认,其违法行为显而易见,理应受到行政处罚。被告沁水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对原告冯某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判决驳回原告冯某的诉讼请求。冯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典型意义本案是法院支持市场监管机构对不良商家通过修改生产日期销售过期食品的违法行为进行严厉打击的典型案例。习近平总书记对食品、药品安全批示指出:“要切实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加快建立科学完善的食品药品安全治理体系,坚持产管并重,严把从农田到餐桌、从实验室到医院的每一道防线。”不良商家通过购买印码机修改过期食品生产日期进行再销售,因隐蔽性强,极难被消费者发现,相比直接销售过期食品更恶劣,危害性更大,应当严厉予以打击。本案中,冯某因修改过期食品生产日期进行再销售,被处以违法货值17倍罚款129万余元,并被吊销《食品流通许可证》及其他处罚,可谓重罚,但与其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造成的危害相比,过罚得当。市场监管机构依照法律规定对食品安全违法行为予以处罚,对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四个最严”批示精神,保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八、如何正确理解行政诉讼最长起诉期限的规定——张某奇、张某义诉五台县人民政府行政处理案基本案情2010年5月23日,五台县人民政府下发五政发(2010)35号《关于批转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天和煤业有限公司和大同煤矿集团忻州同华煤业有限公司煤矿露天开采涉及农村有关问题处理方案的通知》,主要内容是:按照省、市关于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要求和忻政办发(2010)75号文精神,经县人民政府研究,原则同意《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天和有限公司煤矿露天开采涉及农村有关问题处理方案》,该通知同时对天和公司移民搬迁补偿、占地、生态绿化、复垦、新村选址、安全隐患排查处置等作出原则性规定。五台县茹村乡山角村在上述通知规定的搬迁范围内。张某德(已去世)、张某奇、张某义三兄弟在山角村共同拥有一处宅院。2010年8月6日,天和公司和山角村村委会签订了《茹村乡山角村移民安置补偿协议》,同年8月9日又签订了《露天煤矿征占用林地补偿协议》。2010年12月30日,张某奇并代其侄女张某鑫(张某德之女)与天和公司签订了两份《茹村乡山角村移民补偿安置协议》,分别对其与张某义共有的房屋及张某鑫所有的房屋拆迁补偿事宜作出约定,张某奇按协议约定领取了补偿款。2016年5月24日,张某奇、张某义提起诉讼,要求撤销五台县人民政府下发的五政发(2010)35号通知,判令政府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裁判结果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张某奇、张某义已获得相应移民安置补偿,其要求撤销五政发(2010)35号文件以及其它诉讼请求,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判决驳回张某奇、张某义的诉讼请求。张某奇、张某义不服提起上诉。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是五台县人民政府2010年5月23日作出的五政发(2010)35号通知,从通知内容看,主要是对天和公司露天开采涉及农村有关问题处理方案的批复及移民搬迁补偿、占地、生态绿化、复垦、新村选址、安全隐患排查处置等事项作出的原则性规定,并不涉及土地房屋所有权、使用权的处分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该条规定的“因不动产”,主要是指行政行为直接针对不动产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案件,即对不动产具有直接处分性的案件,比如房屋登记、土地确权、房屋拆迁类案件。对于仅涉及不动产内容但不具有权利处分性质的案件,适用“其他案件”最长五年的起诉期限。被诉通知于2010年5月23日作出,上诉人于2016年5月24日起诉,已经超过最长五年起诉期限,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原判对本案作出实体裁判不当,应予纠正。故裁定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张某奇、张某义的起诉。典型意义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于2015年5月1日开始施行,本次修改对与“不动产”有关的起诉期限作了重大调整,将《**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已废止)第四十二条规定的“对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调整为“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主要理由为:修改前的词义范围过于宽泛,即无论行政行为与不动产是否有直接关联或行政行为是否直接侵害不动产等,只要行政行为中涉及不动产的内容,都可以适用该规定,如要求公开与不动产有关的政府信息案件、房屋征收补偿案件、企业兼并或分立案件等。修改后,所要表达的范围限制得更加明确,必须是因不动产直接受到行政行为的影响,即行政行为对不动产物权变动产生直接影响才适用本条规定,比如不动产登记案件、土地确权案件、房屋拆迁案件等,其他与不动产关联的案件则属于“其他案件”,适用最长五年的起诉期限。本案系因移民搬迁引发的补偿安置纠纷,被诉的五政发(2010)35号通知,主要是针对移民搬迁补偿、占地、生态绿化、复垦、新村选址等事项作出的原则性规定,不具有对土地房屋所有权、使用权的处分内容,故应当适用最长五年的起诉期限。九、非因自身合法权益的举报人对行政机关的处理或者不处理行为不具有诉权——段某诉太原市尖草坪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理案基本案情2016年9月12日,段某向太原市尖草坪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尖草坪区食药监局)举报九牛牧业生产销售的月饼礼盒涉嫌违反《食品安全法》有关食品标识的规定。尖草坪区食药监局收到举报后,随即组织人员对九牛牧业进行现场检查。经检查,未发现九牛牧业有违法行为。应段某信息公开申请的要求,尖草坪区食药监局将调查结果制作了书面答复,并寄送给段某。段某收到回复后,认为尖草坪区食药监局在办理该举报过程中,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结果违法,遂诉至法院,请求法院确认尖草坪区食药监局作出的处理结果违法并予以撤销并判令重新作出处理,并将结果书面告知原告。裁判结果杏花岭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尖草坪区食药监局接到举报后,当日即对九牛牧业进行了检查,未发现有违法行为,并将检查结果书面告知举报人,尖草坪区食药监局已履行了法定职责,遂判决驳回原告段某的诉讼请求。段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食品监管机关对违反食品安全法的行为进行查处和处罚,是出于对不特定公众利益的保护,并不会对举报人的个人合法权益造成侵害。本案中尖草坪区食药监局对段某的举报进行调查后将调查处理结果向段某回复告知,该处理结果并未对段某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因此,段某针对举报处理结果的回复提起诉讼,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一审对本案作出实体裁判不当,应予纠正。故裁定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段某的起诉。典型意义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对“职业打假人”、“举报专业户”等滥用诉权的行为进行否定评价,对其超越立法目的的起诉不予支持。本案背景为,在近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段某先后以产品质量问题为由向相关主管机关举报,然后对主管机关针对举报事项的答复或者不答复行为向太原市两级法院提起各类行政诉讼案件90余件。段某在较短时间内,针对同一领域类似问题以各种方式大量、反复的提起行政诉讼,其真实原因并非其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违法行政行为侵害,而是借诉讼向行政机关施压,要求给予举报奖励或获得高额赔偿。行政诉讼实行立案登记制,并收取极低的案件受理费,目的是为了保障真正被违法行政行为侵害的人能够得到救济。但是个别当事人把行政诉讼作为谋利的工具,作为向行政机关施压的手段,滥用诉权,作“职业打假人”、“举报专业户”,不考虑给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及第三人造成的资源浪费及诉累,这违背了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和初衷。十、不具有合法交易条件的房屋买受人对房屋征收决定没有诉权——王某等六人诉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政府房屋行政征收案基本事实1999年至2003年,王某等六人分别与太原昕利轻工机械总厂签订了《门面房购房合同》,购得位于太原市迎泽区郝庄南四街23号房屋各一处,用于居住和经营。该房屋所占土地包含在1998年12月太原市人民政府颁发给太原昕利轻工机械总厂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范围之内,该宗土地性质为国有划拨土地。太原昕利轻工机械总厂分别为王某等六人出具了由自己制作的《房屋所有权证》,除此之外未经相关部门进行房屋及土地登记。2015年4月18日,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政府作出迎政房征决字[2015]2号《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政府房屋拆迁、征收决定》。2015年5月6日,太原市迎泽区郝庄社区居民委员会召集王某等六人并告知要对其购买的太原昕利轻工机械总厂的房屋进行拆迁。王某等六人认为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政府作出的迎政房征决字[2015]2号《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政府房屋拆迁、征收决定》在实体及程序上均违法,诉至法院。裁判结果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诉征收决定主要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不具有合法性。遂判决确认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政府2015年4月18日作出的迎政房征决字[2015]2号《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政府房屋拆迁、征收决定》违法;责令被告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政府采取补救措施;驳回原告王某等六人的其他诉讼请求。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政府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有两个:一是王某等六人是否是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行政法律关系中的被征收人。二是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政府作出的征收决定是否合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二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应当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以下简称被征收人)给予公平补偿。这一条款通过加括号解释的方式,将被征收人确定为房屋所有权人。该《条例》第一条开宗明义指出,为了规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活动,维护公共利益,保障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制定本条例。由此可见,《条例》的立法初衷和目的是为了保护房屋被征收人的物权利益,根据这一立法目的,参照其他省、市的一些地方性立法,被征收人应当是房屋所有权人,还包括具有物权性质的公有房屋承租人。其他房屋承租人、违法建筑的实际占有人、非法转让的房屋买受人等等都不能成为征收法律关系的被征收人,不具有征收法律法规体系中确定的诉权保护利益。涉案房产虽然有王某等六人分别与第三人太原昕利轻工机械总厂签订的《门面房购房合同》,也支付了相应对价并一直实际占有使用。但是,由于该房屋所占土地属于划拨给第三人的国有土地,划拨土地使用权人对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处分受到很大限制,《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四十四条规定,划拨土地使用权,除本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的情况外,不得任意转让、出租、抵押。而第三人显然不存在该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的情形,其转让国有划拨土地及其地上建筑物的行为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王某等六人至今没有也不可能取得该房产的不动产物权登记。王某等六人不是该房产的合法所有权人,其对该房产主张物权不受法律保护。在房屋征收法律法规体系中也不具有利益保护的请求权基础。其利益纷争应当与第三人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进行解决。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纠正。故裁定撤销一审判决;驳回王某等六人的起诉。典型意义本案是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法律关系中房屋被征收人原告主体资格如何确定的典型案例。根据《条例》第二条的规定,房屋征收法律关系中的被征收人是指房屋所有权人。有些地方性立法将具有一定物权性质的公房承租人也视为被征收人,可见,保护房屋被征收人的物权利益是征收法律关系的本质属性。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否可以对征收行为提起诉讼也必须符合这一法律关系的本质属性。本案中,王某等六人虽然通过双方合意、支付对价方式实际取得诉争房屋的占有使用权,但由于涉案土地属于第三人的国有划拨土地,第三人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擅自将房屋转让给王某等六人,该转让行为不具有合法性,王某等六人没有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故不具有对该房屋征收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对于该房屋,王某等六人也只能以一般债权人身份向第三人主张权利或者针对房屋强制拆除或赔偿行为另行提起诉讼。 
  • 上海高院首次发布行政审判年度十大典型案例(2017)

    上海高院首次发布行政审判年度十大典型案例(2017)

    上海高院首次发布行政审判年度十大典型案例(2017)一、上海鑫晶山建材开发有限公司诉上海市金山区环境保护局环保行政处罚案【基本案情】因群众举报,2016 年 8 月 17 日,被告金山环保局执法人员前往原告上海鑫晶山建 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晶山公司)进行检查,并由金 山环境监测站工作人员对该公司厂界臭气和废气排放口进 行气体采样。同月26日,金山环境监测站出具了《监测报 告》,报告显示,依据《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 规定,臭气浓度厂界标准值二级为20,经对鑫晶山公司厂界四个监测点位各采集三次样品进行检测,3#监测点位臭气浓度一次性最大值为25。2016年9月5日,金山环保局于 当日进行立案。经调查,于2016年11月9日作出《责令改正通知书》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并向鑫晶山公司进行了送达。应鑫晶山公司要求,金山环保局于2016 年11月23日组织了听证。2016 年12月2日,金山环保局作出第 2020160224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行政处罚 决定) 认定 3#监测点臭气浓度一次性最大值为25, 超出《恶 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93)规定的排放限值 20,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以下简称《大气 污染防治法》 )第十八条的规定, 依据该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决定对鑫晶山公司罚款人民币 25 万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 。另查明,2015年以来,鑫晶山公司被群众 投诉数十起,反映该公司排放刺激性臭气等环境问题。2015 年9月18日,金山环保局曾因鑫晶山公司厂界两采样点臭 气浓度最大测定值超标对该公司作出行政处罚。 【裁判结果】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适用《大气污染防治法》对原告涉案行为进行处罚是否正确是本案最大争议焦点。原告认为厂界恶臭来源于生产用的污泥,污泥属于一 般固体废物,其涉案行为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 污染环境防治法》(以下简称《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第(七)项及第二款的规定,不应适用罚款数额更高的《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规定。该院认为,前者规制的是未采取防范措施造成工业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的行为,后者规制的是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的 行为;前者有未采取防范措施的行为并具备一定环境污染后果即可构成,后者排污单位排放大气污染物必须超过排放标 准或者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才可构成。本案中,被告接到群众有关原告排放臭气的投诉后进行执法检查,检查、监测对象是原告排放大气污染物的情况,《监测 报告》显示臭气浓度超标,故适用《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规定更为贴切和准确,且如前所述,本案 并无证据可证实臭气是否来源于任何工业固体废物,故被诉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在确定罚款幅度时,亦综合考虑了原告违法行为对环境及社会的影响、 违法次数、配合调查取证情况、整改情况等因素,决定罚款25万元,罚款数额亦在法定幅度内,遂判决:驳回原告上海鑫晶山建材开发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当事人未提起上诉。 【典型意义】本案典型意义在于:环境法律规范法律适用交叉竞合较多,环境行政处罚的行政案件如何选择适用环境法律规范是法官需重点关注的问题。本案核心法律争议在于,堆积有固体废物的企业厂界臭气浓度超出国家排放标准时,是适用《大气污染防治法》,还是适用《固体废 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前者第九十九条第(二)项规定了超过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大气污染物的情况的处罚,后者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第(七)项及第二款规定了未采取相应防范措施,造成工业固体废物扬散、流失、渗漏或者造成其他环境污染的情况的处罚。本案判决确立了最贴切法律适用原则。通过对两部法律各自条文的语义分析,结合案件情况,最终确定在厂 界臭气浓度超过国家排放标准时应适用《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九十九条第(二)项规定进行处罚。同时,前述两部法律规定中的处罚幅度不同,适用处罚幅度更高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对企业违法行为可起到更强威慑作用,符合环境保护利益衡平原则,对加强环保执法力度、提升环境治理效果具有典型意义。二、施某某诉上海保监局、中国保监会投诉 处理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案【基本案情】2010 年、2011 年原告施某某在太平洋人寿上海分公司购买了某保险产品,之后办理了减退保及期满结算业务。 2013 年原告又购买了某保 险产品,该产品缴费期三年,截至 2015 年11月4日已经缴满。2016年11月19日,原告至太平洋人寿上海分公司柜面办理领取了保险产品的祝福金和红利。2017年3月16日, 原告向上海保监局投诉称,太平洋人寿上海分公司及其工作人员在推销保险产品时存在诸多违法违规行为,要求上海保监局予以查处。被告上海保监局受理后,即要求太平洋人寿上海分公司就原告的投诉事项作出说明,向太平洋人寿上海分公司调阅相关保险产品的投保材料,调阅保单历次减保退 保资料,调取有关原告的两份电话录音,调取保险业务员王某的劳动合同,对太平洋人寿上海分公司相关负责人及涉案保全操作人员分别进行笔录询问,对王某进行电话询问,并向涉案保单通知寄发邮局调取了邮件寄发证明。根据调查取证情况,被告上海保监局于 2017 年 6 月 7 日作出投诉处理决定,对原告投诉事项分别进行了答复,认为并无证据证明保险公司和工作人员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原告收到后不服, 向被告中国保监会申请行政复议,中国保监会于2017年8月 28日作出复议决定,维持了投诉处理决定。其后,原告仍不服,以上海保监局和中国保监会为被告,起诉至法院,要求撤销投诉处理决定和行政复议决定。 【裁判结果】上海 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上海保监局履行监管辖区内保险公司分支机构、保险中介机构以及保险从业人员的保险经营活动,查处保险违法、违规行为,维护保险市场秩序的监管职责,故其具有作出被诉投诉处理决定的法定职权。 被告上海保监局收到原告的投诉材料后, 依法予以受理, 向太平洋人寿上海分公司及其原工作人员王某调阅材料,进 行核查。经核查,原告的投诉事项均查无实据,被告上海保监局据此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被诉投诉处理决定,逐项向原告进行答复,其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执法程序合法,适 用法律正确。故原告要求撤销被诉投诉处理决定的诉讼请求, 缺乏事实根据与法律依据。 中国保监会受理复议申请后, 依法进行调查,要求上海保监局就复议事项进行答复,审查后,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被诉复议决定,并依法进行送达,其 认定事实清楚、复议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因此,法院判决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后,经法院协调,被告再次组织原告及保险公司进行沟通,就本案相关争议最终达成谅解,当事人未提起上诉。 【典型意义】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该案是本市法院首次采用了远程开庭方式审理的案件,住所地位于北京的被告中国保监会通过互联网参加庭审,是法院应对“双被告”诉讼制度中积极探索的庭审新模式。合议庭在庭审中强化证据揭示,通过各方举证,进一步明确上海保监局的履职情况以及中国保监会行政复议情况,使原告认识到上海保监局对投诉举报的处理并无不当之处, 被告上海保监局负责人出庭应诉,搭建了良好的沟通平台。 案件当庭宣判后,被投诉的保险公司就有关工作人员客观存在工作不规范的问题,表示将进一步完善内部管理机制,并 愿意就原告的诉求进行协商。庭后在法院协调下行政机关组织双方进一步协商,关联争议妥善和解。三、上海高夫食品有限公司诉上海市徐汇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行政处罚决定案【基本案情】2016年8月25日,徐汇市监局收到来信举报,反映在第三人世纪联华徐汇公司购买的食品“多美 鲜黄杏杏仁奶酪”中英文标签没有对应关系,以扁桃仁冒充杏仁。2016 年 8 月 31 日,徐汇市监局依法立案调查。经查, 世纪联华徐汇公司从高夫公司采购并销售3批次共 96 盒进 口预包装食品“多美鲜黄杏杏仁奶酪” ,根据国家标准和相关行业标准,其配料表中“Almond Meal”应为“扁桃仁粉”,而非其中文标签所标注的“杏仁粉”。故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以下简称: 《食品安全法》)第七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2017 年 3 月 13 日,徐汇市监局向世纪联华徐汇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拟对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该公司未作陈述、申辩。2017 年 4 月 7 日,徐汇市监局向世纪联华徐汇公司作出徐市监案处字[2017]某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对该公司处以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 900.92 元和罚款 25,000 元的行政处罚。现上述罚没款已缴纳。高夫公司对被诉处罚决定不服,认为被诉处罚决定证据不足,适用法律 错误,且明显不当, 损害了作为供应商的该公司的合法权益,遂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决撤销被诉处罚决定。 【裁判结果】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高夫公司作为世纪联华徐汇公司销售的进口预包装食品“多美鲜黄杏杏仁奶酪”的供应商,与徐汇市监局作出的被诉处罚决定有利害关系,故高夫公司在本案中具有主体资格。徐汇市监局在接到举报后, 依法展开了调查。经核查,该局认为世纪联华徐汇公司从高夫公司采购并销售3 批次共96盒进口预包装食品“多美鲜 黄杏杏仁奶酪” ,根据国家标准和相关行业标准,其配料表中“Almond Meal”应为“扁桃仁粉”,而非其中文标签所标注的“杏仁粉” ,违反《食品安全法》第七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徐汇市监局据此作出被诉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 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并无不当。高夫公司的诉讼请求 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遂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高夫公司不服,提起上诉。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根据《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标准 GB7718-2011)4.1.3.1 规定,预包装食品的标签上应 标示配料表,配料表中的各种配料应按 4.1.2 的要求标示具 体名称。而该标准 4.1.2.1.1 规定,当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中已规定了某食品的一个或几个名称时,应选用其中一个或等效的名称。对于本案高夫公司与徐汇市监局争议 的“杏仁”及“扁桃仁” ,现行行业标准已作出了相应规定。 现有证据表明,涉案食品标签英文部分的配料表中有 “Almond Meal”字样,该标签中文部分的配料表中对应名称则为“杏仁粉” 。然而,根据前述行业标准对杏仁及扁桃仁的表述,杏仁与扁桃仁之间并非等效名称的关系,二者对 应的英文名称也不相同,在此情况下,涉案食品标签中文部 分以“杏仁粉”对应“Almond Meal”不符合上述行业标准的规定。高夫公司虽主张涉案食品标签中以“杏仁粉”对应 “Almond Meal”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且符合相关词典、 专业工具书的翻译,但其所提出的标准相较于徐汇市监局提出的标准而言,并非现行**标准,而相关书籍的翻译亦不能替代行业标准对杏仁及扁桃仁的界分,更不能以此混淆杏 仁与扁桃仁分属不同物种种仁的事实,对高夫公司的上述主张,无法采信。故高夫公司要求撤销被诉处罚决定的诉讼请 求缺乏事实根据与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予以驳回并无不当。 二审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本案典型意义在于:食品标签是食品成分、工艺、安全性的主要表现形式, 也是消费者了解食品、评价食品安全的重要参考。随着社会 经济的发展,食品安全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食品安 全监管行政行为也成为近年来行政争议多发领域。本案所涉及的是食品成分的正确标注问题,其虽然不直接影响到食品品质,但对于消费者知情权的实现以及正确的产品评价有着密切联系。法院审理中结合案件事实、相关行业标准对行政决定认定的违法情形进行了综合考量,对商家未正确标示成分的行为进行了明确,也对行政处罚决定的合法性进行了全面审查。对维护食品安全秩序和良好的食品监管环境具有积 极意义。四、上海市黄浦区典艺馄饨店诉上海市黄浦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许可不予延 展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案【基本案情】上海市黄浦区典艺馄饨店(以下简称典艺馄饨店)位于上海市威海路某号。2013 年 11 月 14 日业主胡某某作为个体工商户,以典艺馄饨店为 名取得餐饮服务许可证,有效期限为 2013 年 11 月 14 日至 2016 年 11 月 13 日。2016 年 10 月 20 日,典艺馄饨店向黄浦市场局申请延续食品经营许可。黄浦市场局于同日受理, 当日进行了许可证延续现场核查,经核实确认典艺馄饨店经 营许可条件与原发证条件经比对,无本质变化。期间,因威海路92弄居民申请听证,黄浦市场局于2016 年 10 月 31 日 向典艺馄饨店和居民发出行政许可听证通知书, 并于同年 11 月 10 日举行听证,居民代表及典艺馄饨店经营者胡某某参加了听证。听证居民称典艺馄饨店影响居民正常生活,要求其改变业态。听证后,黄浦市场局认为许可事实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于 2016 年 11 月 11 日作出被诉《驳回决定》 ,文书中未指明具体适用的法律条款。典艺馄饨店不服,于 2017年 1 月 5 日向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市食药 监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后于同年3月31日作出被诉行政复议维持决定。原告不服,诉请撤销黄浦市场局所作被诉《驳回决定》及市食药监局所作被诉行政复议决定。 【裁判结果】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黄浦市场局 作为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在食品经营许可审核过程中,应依照《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的规定,审查食品经营场所、食 品经营品种、经营人员、设备布局和工艺流程等条件是否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食品安全法》 《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并未将相邻关系人的通风、排污等相邻权益列为食品药品监 管部门许可审查的职责范围。本案系争许可事项是许可期限的延续。根据《行政许可法》第五十条的规定,行政许可的延续是对行政许可有效期的延长,不是对行政许可的重新审核,也不涉及对行政许可内容的改变。 《行政许可法》第八条所规定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是指行政许可所基于的要件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本案中相邻关系因素不属于被告黄浦市场局在核发食品经营许可时有权认定的许可要件,原告申请时其经营条件也未发生本质变化,因此也就不存在适用《行政许可法》第八条的事实基础。同时,被告黄浦市场局在作出被诉《驳回决定》前组织了原告、居民进行听证。 本案中被告黄浦市场局虽组织了听证,但在听证过程中并未告知原告拟处决定、相关证据和依据,客观上没有发挥听证程序的应有作用。另外,在《驳回决定》中未指明所适用的《行政许可法》 《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具体条款,虽然被告黄浦市场局在行政复议程序中进行了补强,但是亦属于行政程序上的瑕疵。考虑到本案原告实际经营业态、食品经营条件已经发生本质变化,已不具备原许可继续延续的客观 条件,因此责令被告黄浦市场局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已无必要。因此,被诉《驳回决定》应予确认违法,相应被告市食药监局作为复议机关,维持前述违法之《驳回决定》 ,行政 复议决定亦属违法,应一并予以确认。据此,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三)项、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确认被告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于 2016 年 11 月 11 日作出的黄食换许驳字 (2016) 某号食品经营许可证换证申请驳回决定及被告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作出的沪食药监复决字(2017) 第 4 号行政复议决定违法。 一审判决后,原、被告均未提起上诉。 【典型意义】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行政机关所作的行政行为没有相应的法律依 据,同时又侵犯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经营权,法院结合实际情况, 考虑其他法益,最终判决确认行政机关行政决定违法, 既体现了对小业者经营权的平等保护,也实现了行政诉讼的立法本意。行政许可既是行政机关对市场经营主体的管理手段,也是对市场经营主体经营活动的保障。本案中,法院经审理认为典艺馄饨店的相邻纠纷不是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许可审查的职责范围,同时,行政许可的延续不是对行政许可的重新审核,也不涉及对行政许可内容的改变,故不应适用 《行政许可法》第八条“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规定。 本案从行政许可的法定条件出发对被诉行政决定进行了审查,体现了行政许可程序对于塑造市场营商环境的积极价值,也对行政机关开展许可行为的法定要件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以推动行政机关不断完善保障市场主体经营权方面的职 能。 五、张某某等诉上海市不动产登记局房地产抵押登记案【基本案情】卞某某是上海市普陀区镇坪路某处房屋产权人,张某某、张某彦是上海市徐汇区蒲汇塘路某处房屋共有产权人。2014 年 10 月 16 日,杨某某与卞某某签订借款抵押合同,约定卞某某为向杨某某借款 200 万元,以“镇坪路房 屋为抵押,还约定“另有抵押物蒲汇塘路房屋价值伍佰捌拾 万元正共为贰佰万债权担保,余额抵押”。借款抵押合同没有张某某、张某彦的签名。次日,杨某某与卞某某共同至上海市普陀区房地产登记处申请办理镇坪路房屋房地产抵押登记手续。登记部门收取了抵押双方提交的房地产登记申请书、卞某某和杨某某的身份证明、 镇坪路房屋房地产权证书、 抵押借款合同等文件,并向申请人出具了房地产登记收件收据。卞某某、杨某某在提出镇坪路房屋抵押登记申请时,没有提交张某某、张某彦的房地产权证和身份证明,张某某、张某彦也没有亲自到登记部门提出办理蒲汇塘路房屋的抵 押登记申请。2014 年 10 月 21 日,上海市房地产登记处作出 普某号上海市房地产抵押权登记(以下简称“被诉抵押登 记” ) ,登记证载明房地产抵押权人杨某某,房地产权利人卞 某某,房地产坐落镇坪路 176 弄某室,建筑面积 88.61 平方米,债权数额200万元,债务履行期限 2014年10月7日至 2015 年10月17日止,附记: 余额抵押, 根据抵押合同约定, 另有蒲汇塘路房屋的共同为200万元的债务担保。张某某、张某彦知悉后不服,诉至法院,请求判决撤销被诉抵押登记中的附记内容。 【裁判结果】原审法院认为,上海市房地产 登记处在张某某、张某彦本人未到登记部门提出蒲汇塘路房屋抵押登记申请、相关文件没有张某某、张某彦本人签名和缺少蒲汇塘路房屋权利证明的情况下作出了被诉抵押登记, 未依照法定程序要求履职,未尽到审慎审查义务,行政程序违法。且无相关证据证明张某某、张某彦愿以蒲汇塘路房屋作余额抵押。上海市房地产登记处在涉案房地产抵押登记证明附记中记载余额抵押,主要证据不足,判决撤销包括镇坪路房屋的抵押登记及蒲汇塘路房屋余额抵押的附记在内的被诉抵押登记。上海市不动产登记局、杨某某提出上诉。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房地产抵押登记有专门的法律规定。登记机关对于附记的审查应当尽到审慎的义务, 记载事项应当慎重,不宜随意记载限制他人权利的内容。虽然房地产抵押登记行为中的附记行为不发生抵押登记的法律效力,但也可能对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产生影响,如果附记中的利害关系人对于抵押事项并不知晓,或者无意按照抵押合同的约定去房地产登记机构办理抵押登记,那么在房地产抵押权登记证明附记栏里予以注记的内容就会出现不周延的情形,可能引发不必要的行政争议。本案中,卞某某、杨 某某共同申请办理镇坪路房屋抵押登记,并提供了房地产登 记申请书、身份证明、镇坪路房屋房地产权证书、抵押借款 合同等材料。镇坪路房屋的抵押登记符合法律规定,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抵押借款合同中虽然约定了“另有抵押物蒲 汇塘路房屋为 200 万元债权担保,余额抵押”的内容,但张 某某、张某彦没有在抵押登记合同上签名,也没有到普陀区 房地产登记处作出相应意思表示。房地产登记机构仅依据合同表述而将该段文字内容记载于被诉抵押登记的附记栏中, 但是对蒲汇塘路房屋余额抵押之事项是否成立,没有进行审 查核实。因此,被诉抵押登记的附记行为主要证据不足,登记机构未尽到审慎审查义务。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部分撤销被诉抵押登记附记栏中的记载内容。 【典型意义】房地产登记对外具有公示效力,也是房产交易安全的重要保障,而房地产抵押登记中的附记内容,是对抵押登记的补充、备注 以及关联事实的记载。利害关系人如果认为抵押登记行为侵害其合法权益,有权提起行政诉讼。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登记部门在原告未提出抵押登记申请、相关文件没有原告本人签名的情况下作出被诉抵押登记,属于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故撤销了抵押登记。而房地产抵押登记及附记行为的法律适用、证据规则各不相同。故二审法院对房屋的抵押 登记以及余额抵押附记的合法性分别进行审查认定,既从依 法监督角度纠正了行政机关错误的附记事项,同时也最大限 度维护了抵押登记的公信力,衡平地保障了抵押权人、抵押 人以及利害关系人的合法利益,对稳定社会经济秩序提供了正确指引。 六、邢某某诉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治安行政 处罚决定案【基本案情】2017年3月24日19时许,原告邢某某在本市闵行区古美西路某房屋内与第三人李某某发生纠纷,并引发肢体冲突。经鉴定,李某某因外伤致左颈部皮肤挫伤,构成轻微伤。被告闵行公安局受案后进行了调查取证,对原告、第三人李某某、案外人李某、现场处置民警等进行了询问,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认定原告有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故于 2017年5月19日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 对其作出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二百元的行政处罚,并送拘留所执行。另查明,第三人李某某系1948年生人,在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作出时,已满六十周岁。 【裁判结果】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中被告认定原告邢某某殴打第三人李某某事实清楚,但第三人在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作出时,已满六十周岁,被告在对原告作出处罚时,未查明本案具有上述应当加重处罚的法定情节,故被告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 定对原告进行处罚,属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并根据本案的上述特殊情节,重新作出处理。遂判决撤销被告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于2017年5 月19日作出沪公(闵)行 罚决字〔2017〕某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责令被告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对原告邢某某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重新作出处理。邢某某不服,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被上诉人闵行公安分局作为本案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依法具有作出被诉处罚决定的职权。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之规定,对殴打、伤害残疾人、孕妇、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或者六十周岁以上的人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本案中,根据相关证据可以认定上诉人对李某某实施了勒颈等殴打行为,被上诉人据此认为上诉人实施了殴打行为,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否认其实施殴打行为,依据不足,该院对此难以采信。鉴于事发时第三人已年满六十周岁,上诉人对其实施殴打行为,相应的处罚应当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被诉处罚决定适用该条第一款作出处罚,适用法律属错误,故原审法院据此判决撤销被诉处罚决定正确。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治安管理行政处罚是公安机关维护社会管理秩序,保障行政相对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因此法院对该类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应该按照法定构成要件和法定裁量标准展开,这既对被处罚人具有法律意义,同时对于被侵害人也有法治保障意义。在治安管理行政处罚过程中,公安机关不仅应当全面调 查案件事实,同时还要正确适用法律,只有在正确认定相对人违法情节和相关事实的基础上,才能正确选择量罚标准。本案中公安机关虽然对相关事实进行了调查,但是对被侵害人的年龄未给予应有的关注,由此造成裁量规范选择不当,法院在查明事实后判决撤销该处罚决定,并责令公安机关重 新作出处理,体现了行政审判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应有 职能。 七、陈某某诉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不予先 行支付决定案【基本案情】原告陈某某于2017年2月23日 向被告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市社保中 心)申请工伤保险待遇先行支付,请求被告从工伤保险基金 中先行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等共计七万余元。同时提交: 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所作《工伤认定决定书》 《劳 动能力鉴定结论通知书》 、劳动能力鉴定费缴款收据、无锡 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所作《仲裁裁决书》 ,证明相关 工伤情况及用人单位应当承担的工伤保险待遇;上海法院 《执行裁定书》 ,证明因用人单位无财产可供执行,故裁定终结《仲裁裁决书》的执行程序。被告2017年3月9日受理原告的申请后,经查用人单位参保地在上海市,但用人单位没有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故作出某号《办理情况回 执》 ,不予支付所申请的费用。原告不服,向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裁判结果】合议庭经评议后认为, 原告认定工伤决定系无锡市劳动保障部门依法作出,原告提 供的仲裁裁决书虽根据《江苏省劳动合同条例》 《江苏省工 资支付条例》 《江苏省实施办法》等有关条款作出,与上海 市的相关补偿标准规定不尽相同,但已作为上海法院强制执行的依据,故原告的申请符合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的法定条件。被告应当按照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标准先行支付, 然后向第三人追偿。考虑到原告发生工伤后治疗费用较高,且未获得任何工伤待遇,为原告能够及时获得补偿,开展后续治疗,一审法院尝试通过协调化解为当事人提供更为有效的救济。 在协调化解过程中经过承办法官走访、 释明和沟通, 被告从原告工伤实际情况出发,考虑到原告工伤发生后的治疗及案件执行情况,同意从工伤保险基金中先行支付给原告 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等相关费用。经法院释明后,原告愿意接受协调方案,遂撤回了起诉。案后,原告表示几年来历尽两地仲裁、执行、诉讼周折,终于获得工伤保险待遇,法院倾 情弱者所付出的不懈努力,感激承办法官多次协调化解纠纷所付出的辛勤工作,对法院的工作表示感谢。 【典型意义】 本案典型意义在于:社会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制度在于使公民能及时获得社会保险救助。职工被认定为工伤后,经仲裁、 诉讼后仍不能从用人单位获得工伤保险待遇时,职工个人依法可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的社保经办机构书面申请基本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只要其申请符合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法定条件,受伤职工就能获得经济补偿,使相关权益得到切实救济。本案中法院通过行政诉讼中的协调化解 机制有效解决这类行政争议,既有利于迅速解决行政相对人的实际困难,避免诉讼程序空转,也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有利于增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司法审判的法治期待, 进而实现定纷止争、案结事了的效果。 八、陈某某诉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政府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基本案情】2007 年9月,陈某某夫妇买下保定路某门面房屋开店经营。2016年7月27日,虹口区政府作出《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 ,保定路门面房屋在征收范围之内。 该征收房屋用途被认定为居住房屋,通过房屋产权置换的方式补偿陈某某。陈某某认为其买下房屋用于开店经营时尚未出台居改非政策,所以未办理营业执照,但其每月缴纳营业税、城建税等税费200元,故该房屋应按非居住房屋进行估 价补偿。因房屋征收部门与陈某某在签约期内未能达成征收补偿协议,2017年3 月7日,房屋征收部门报请虹口区政府作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同月 16 日,虹口区政府召开审理调解会,陈某某出席了调解,但未达成一致意见。虹口区政府经审查后认定,房屋征收部门提供的具体补偿方案合法、 适当,陈某某提出的要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于2017年3月30日作出沪虹府房征补〔2017〕某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由房屋征收部门虹口房管局以房屋产权调换的方式补偿被 征收人陈某某,产权调换房屋地址为:本市金山石化一村某 号×室、某号×室,并由陈某某结清差价。陈某某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裁判结果】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一审认为:根据被征收房屋的租用公房凭证记载,该房屋用途为居住,并不是非居住用途,陈某某虽然将该房屋用于开 店经营,但并无营业执照,其要求按照非居住房屋补偿标准 给予安置补偿的诉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虹口区政府作出被诉补偿决定程序合法, 认定事实清楚, 适用法律法规正确。 遂判决驳回陈某某的诉讼请求。陈某某仍不服,提出上诉。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案件审理 过程中,本案一审承办法官曾多次组织陈某某与虹口区政府进行调解,但都因为双方分歧过大致调解未果。二审判决生 效后,陈某某主动联系一审承办法官,请求其继续主持与虹口区政府的案外和解。经过一审承办法官多次走访、协调, 2018年3月,陈某某与虹口区政府终于达成征收补偿协议。 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承办法官耐心细致的工作作风给予高度评价,陈某某还专程送来锦旗表示感谢。 【典型意义】本案典型意义在于:将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切实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这一理念在审判全流程中生动实践,并判后深化延伸。即使在案件审结后,承办法官出于工作责任心,对于行政相对人确有合理诉求的,继续开展调解工作,督促并协助行政机关化解矛盾争议,力争做到 “案虽已结, 事仍可了”。这对于充分发挥行政审判功能,推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树立政府的良好形象,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九、致真餐饮公司诉长宁区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上海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 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案【基本案情】上海长宁致真餐饮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长宁致真公司” ) (2016 年 6 月 3 日注销)由上海致真餐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致真公司” )投资设立。2016 年2月,长宁致真公司与上海悦宜建筑装饰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悦宜公司” )口头约定,将位于万都中心大 厦二楼致真酒家餐饮设施设备拆除项目发包给悦宜公司。双方未签订书面施工合同和安全生产协议,悦宜公司向长宁致真公司出具《拆除工程报价单》 ,嗣后悦宜公司进场施工。 同年2 月24日,悦宜公司与万某某达成口头约定,由万某某负责致真酒家场地内通风管道的拆除。次日上午,万某某 与张某某等人来到致真酒家,共同对通风管道进行拆除作业。当天下午,张某某在作业时发生意外,后经抢救无效死 亡。事故发生后,长宁安监局牵头,会同上海市长宁区监察 局、上海市长宁区总工会、上海市公安局长宁分局、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政府虹桥街道办事处并邀请上海市长宁区人民 检察院组成事故调查组,经现场勘查、调查取证,于 2016 年 3 月 30 日形成《上海悦宜建筑装饰设计有限公司“2.25” 高处坠落死亡事故调查报告》 ,其中认定长宁致真公司未经 审核,违法将施工项目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作业单位,对事故发生负有次要责任,建议长宁安监局给予行政处罚。同年 4 月 11 日,长宁安监局对长宁致真公司涉嫌违法行为进行立案。经处罚前告知程序、举行听证会,于同年 7 月 8 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 ,决定给予长宁致真公司罚款人民币十万元。致真公司不服,向市安监局申请行政复议未果后诉至法院,请求判决撤销上述行政处罚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 【裁判结果】上海铁路运输法院一审认为:长宁致真公司拆除餐饮设施设备系该公司终止餐饮服务业务后必要的收尾性活动,应当将其理解为该公司的生产经营项目。 长宁致真公司在选择项目承包对象时,违法将项目发包给悦宜公司,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 故长宁安监局作出被诉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处罚幅度适当。 市安监局作出的被诉复议决定经审查, 亦无不当。 故判决驳回致真公司的诉讼请求。 致真公司不服, 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长宁致真公司终止餐饮服务业务后拆除设备、拆除装潢作业理应属于生产经营项目。涉案拆除设备、拆除装潢作业涉及登高作业,属于特种作业的范畴,悦宜公司临时召集的操作人员既未取得国家规定的特种作业证件,现场也无应有的安全设施设 备,不能称为具备应有的安全生产条件。从《安全生产法》 第四十六条、第一百条的立法本义而言,长宁致真公司将其 生产经营项目对外发包,未选择具有安全生产条件和资质的企业承包,未建立安全生产制度进行督促与管理,是造成涉案生产安全事故的原因之一。 综上, 长宁安监局据此按照 《安 全生产法》第一百条第一款的规定,对其作出的行政处罚正确。一审判决应予维持,故判决驳回致真公司的上诉。 【典型意义】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法院通过对《安全生产法》 第四十六条及第一百条规定的全面阐述与适用,查明原告存 在发包过程中未对承包方尽到审查责任,忽视承包企业应具备的安全生产条件与资质,且未签订安全生产协议等情形, 故原告应对安全事故的发生承担相应责任。一、二审法院案 件审理过程明确了相关法律适用规则,深度剖析了案件争议 焦点,特别是对于“生产经营项目”以及“不具备安全生产 条件”这两个概念理解的阐述,对生产经营企业深层次理解 安全责任,全面重视安全生产的监督与管理具有现实意义。 十、王某某诉上海市律师协会不予准许执业许可决定案【基 本案情】2016年4月8日,王某某在网上向上海市律师协会 (以下简称“市律协” )提交实习证申请表,该申请表中载明,实习事务所是上海某律师事务所,实习证类别为专职。同月 11 日,王某某向市律协提交书面材料,其中有劳动报社人力资源部于 2016年4月6日出具的《内退及人事档案存放证明》 ,说明王某某社保金和公积金目前仍由该报社缴纳。 市律协当场告知要求王某某予以补正。 2016 年 5 月 4 日, 市律协针对王某某的申请,出具了《关于王某某申请律师执 业人员实习证有关问题的回复》 (以下简称“被诉回复” ) , 内容为:根据《上海市律师协会预备会员规则》 (以下简称 《预备会员规则》 )第五条规定,申请实习人员需要提交与接受其实习的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劳动合同及律师事务所依法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的证明。你不符合申请律师执业人员申请条件,市律协不予受理。2016 年 10 月,王某某诉请撤销 被诉回复;对市律协制定的《预备会员规则》第五条第(六) 项一并进行规范性文件审查。 【裁判结果】上海市徐汇区 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市律协根据《预备会员规则》规定,认 为王某某实习材料中缺少与接受其实习的律所签订的劳动合同及依法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的证明等,在王某某未予补正的情况下,市律协出具了被诉回复,并无不当。同时,市律协系社会团体并非行政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 讼法》第五十三条之规定,本案市律协制定的文件并不属于行政诉讼规范性文件审查的范围。遂判决驳回王某某的诉讼请求。王某某不服,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二 审认为:一审认定《预备会员规则》不属于一并进行规范性文件审查的范围正确,本案主要争议焦点是被诉回复的法律 适用是否合法。从《律师法》和《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管 理规则》的相应规定内容来看, 《预备会员规则》第五条第六项并没有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也不与上述规定相抵触。因此,被上诉人依据《预备会员规则》作出被诉回复于法有据。另,遵守律协行业规则是从事律师职业的应有承诺。遂判决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本 案的典型意义在于:律师协会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的自治性组织在其职权范围内作出的管理行为,根据新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应确认其行政诉讼的被告主体资格。其次,本案为 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是否应作为附带审查对象提供了实践样本。律师协会不属于行政机关,其制定的 规范性文件的审查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第 53 条规定的附带审查规范性文件范畴,但人民法院仍然可以在行政案件审理过程中对之进行适用性审查,在不违反上位法的情况下, 可作为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第三,案件的审理实现了保障律师协会依法履职与司法监督的双重目的,既维护了授权组织依法自我管理的空间,也体现了司法审查的限度和深度。
  • 2018年度十大民事行政案件

    2018年度十大民事行政案件

    2018年度十大民事行政案件导读:由人民法院报编辑部评选的2018年度人民法院十大民事行政案件推出。此次入选的十个民事行政案件,均为人民法院报2018年所报道的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力和标志性意义的案件。尤其值得注意的第一号、第三号、第十号案件,该三起案件均为因侵权导致死亡的赔偿案件,法院审理时坚持以法律为依据,摒弃了过去死者为大,谁闹谁有理的处理经验,拒绝和稀泥,坚持了正确的审判导向。此为高院该批指导案例的风向标。不幸固然值得同情,但任何人都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法院的裁判告诫人们应尊重规则,遵守法律,违反规则导致不良后果就应该自行承受。
  • 中纪委透露金融反腐动向:斩断“金融大鳄”和“金融内鬼”利益链

    中纪委透露金融反腐动向:斩断“金融大鳄”和“金融内鬼”利益链

    中纪委透露金融反腐动向:斩断“金融大鳄”和“金融内鬼”利益链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交通银行(601328,股吧)纪检监察组组长徐敏表示,要认真落实好深化派驻机构改革任务部署,发挥好派的权威和驻的优势,坚决斩断“金融大鳄”和“金融内鬼”关系纽带利益链条。  金融安全事关国家安全。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强调,要加大金融领域反腐力度,对存在腐败问题的,发现一起坚决查处一起。  来自金融领域的与会同志表示,将继续保持高压态势,加大金融领域反腐败力度,加强党风廉政建设,通过更加聚焦、更加**、更加有力的监督,推动系统各单位履职担当,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项俊波、杨家才、赖小民等严重腐败窝案,暴露出系统诸多深层次问题。”中央纪委委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银行(601988,股吧)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纪检监察组组长李欣然说,部分从业人员纪律意识规矩意识淡漠,面对金融市场巨大利益诱惑,容易防线失守被“围猎”;金融圈子小,同学、师生、同事、亲友等裙带关系交织,监管者与被监管对象之间亲而不清、公私不明,容易形成利益团伙;廉政问题存量多、增量不断,不收手、不收敛问题依然突出。  “必须加大反腐败力度,强化对关键岗位、重要人员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中央纪委委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人民银行纪检监察组组长徐加爱说:“我们要深刻领会‘两个维护’的极端重要性,将认真抓好全会精神的学习和任务部署的落实落地。”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证监会纪检监察组组长王会民表示:“证监会是金融监管部门,我们要结合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中央纪委三次全会精神,落实强监管、强监督,对证监会系统行政审批、监管执法,特别是交易所一线监管等重点领域和关键岗位加大监督力度,综合发挥派驻监督、监察检查、巡视巡查和审计监督作用。”  目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正有序开展向中管金融企业派驻纪检监察组的各项工作,提高派驻监督全覆盖质量。  “中管金融企业内设纪委改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派驻机构,不仅仅是名称的变化,更是沉甸甸的责任。”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交通银行纪检监察组组长徐敏表示,要认真落实好深化派驻机构改革任务部署,发挥好派的权威和驻的优势,坚决斩断“金融大鳄”和“金融内鬼”关系纽带利益链条。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农业银行(601288,股吧)纪检监察组组长汤军说,农行50%以上的机构和员工处在县及县以下地区,金融安全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结合派驻企业点多面广、资产规模大等特点,派驻纪检监察组将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以坚强的纪律保障农行在服务“三农”、实体经济、脱贫攻坚、国家重大战略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向中管金融企业派驻纪检监察组,就是要通过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和国家监督,切实防控金融风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银行纪检监察组组长樊大志表示,要紧盯派驻企业领导班子,重点看是否增强“四个意识”,践行“两个维护”,紧盯信贷审批等重点领域,加大金融领域反腐力度,紧盯日常监督工作,敢于直面问题,不断提升队伍免疫力和战斗力。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开发银行纪检监察组组长宋先平表示,将以强化派驻纪检监察组履职为关键,抓紧完善派驻制度、细化方案,按中央纪委要求抓紧开始工作。要把过去的问题线索重新梳理一遍,发现风险点、找准腐败源、锁定高危人群,争取最短时间内把国开行的政治生态摸清搞准,在日常监督中发现问题,扭住不放,一查到底。(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代江兵) 
  • 国务院新规:永别了!政府乱作为、不作为!

    国务院新规:永别了!政府乱作为、不作为!

    国务院新规:永别了!政府乱作为、不作为!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给执法人员戴上“紧箍咒”,划下“标准线”,确立“新思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副部长刘振宇等人介绍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图为发布会现场。 司法部副部长刘振宇表示:行政执法不作为、乱作为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意见》强调,要按照“谁执法谁公示”的原则,明确公示内容的采集、传递、审核、发布职责,规范信息公示内容的标准、格式,及时通过政府网站及政务新媒体、办事大厅公示栏、服务窗口等平台向社会公开行政执法基本信息、结果信息。关于全面推行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意见》明确,要通过文字、音像等记录形式,对行政执法的启动、调查取证、审核决定、送达执行等全部过程进行记录,并全面系统归档保存,做到执法全过程留痕和可回溯管理。对查封扣押财产、强制拆除等直接涉及人身自由、生命健康、重大财产权益的现场执法活动和执法办案场所,要推行全程音像记录。关于全面推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意见》要求,行政执法机关作出重大执法决定前要严格进行法制审核,未经法制审核或者审核未通过的,不得作出决定。《意见》还对全面推进行政执法信息化建设等内容作出明确。 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对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具有基础性、整体性和突破性的作用,对于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政府的公信力、营造更加公开透明、规范有序、公平高效的法治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李洪华律师

金融律师(全国)服务中心 主任

高级合伙人 律师

六法治金创立者

《金融法院与金融律师实务》一书已出版发行

邮箱:lihonghua@cmlawyer.cn

办公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501号上海中心大厦29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