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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二面:增长+风险

**人民法院2018年**公报案例

2018-03-01

**人民法院2018年**公报案例

01 . 投资实验技术向工业化运用项目,商业风险应自负

对实验技术工业生产项目投资,本质上仍系一种商业判断。项目产值、成本及利润等商业分析,应由投资方完成。

02 . 质权未设立,连带保证人保证责任依法应相应免除

物保与人保并存时,债权人放弃物保损害了保证人顺位信赖利益,保证人在质权人丧失优先受偿权益范围内免责。

03 . 国资转让未审批,合同未生效,报批义务仍需履行

转让金融企业国有资产未经有权机关依法批准的,应认定合同成立而未生效,但合同中关于报批义务约定仍有效。

04 . 未履行报批义务的,缔约过失人还应赔偿间接损失

未履行报批义务构成缔约过失的,善意相对人除直接损失外,有权要求缔约过失人赔偿交易机会损失等间接损失。

05 . 投保商业人身意外险,不免除其办理工伤保险义务

用人单位为职工购买商业性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并不免除所负法定的缴纳工伤保险费或支付工伤保险待遇义务。

06 . “密码交易视为本人所为”规定不适用于伪卡交易

银行借记卡章程关于“凡使用密码交易,均视为本人所为”规定仅适用于真实的借记卡交易,不适用于伪卡交易。

07 . 上市公司破产重整,与重大资产重组同步实施情形

上市公司破产重整与重大资产重组案件,可采管理人负责、保留公司原意思机关、建立司法与行政会商机制做法

        

   

01 . 投资实验技术向工业化运用项目,商业风险应自负

对实验技术工业生产项目投资,本质上仍系一种商业判断。项目产值、成本及利润等商业分析,应由投资方完成。

标签:合同撤销欺诈技术开发合同商业风险

案情简介:2008年,大学教授卢某主持的实验室矿石分离技术经鉴定“国际**”并申请了发明专利。2010年,投资公司以700万元购买该技术使用权,并以独资成立的科技公司名义与大学签订技术开发合同,约定投资3.5亿元。2013年,科技公司在投入资金2.4亿余元后,以大学发包建设的生产线仅1.7亿余元构成虚报开发成本、专家评审意见及咨询报告载明大学所称项目产值和利润不可行构成欺诈为由,诉请撤销技术开发合同。

法院认为:①《合同法》第54条第2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对于技术委托开发合同中受托方欺诈行为认定,须尊重技术开发活动本身特点和规律,区分技术开发不同阶段,以合同签订之时已知事实和受托方当时可以合理预知的情况作为判断其是否虚报情况或隐瞒真实情况的标准。对于产品尤其是对中间产品理解,既要考虑其所处研发阶段,亦要考虑其所对应的具体工序。本案中,大学向科技公司完整告知了技术成果工业试验阶段的真实规划,其未对涉案技术在此阶段研发计划实施欺诈。②技术开发成本包括但不限于试验设备相关费用,且技术开发成本亦仅系决定技术开发合同价款因素之一。技术成果先进性、技术成果实施转化和应用程度、当事人享有权益和承担责任、技术成果经济效益等,亦与技术开发成本一样,系技术开发合同定价重要考虑因素。本案中,大学向案外人发包生产线制造项目费用仅系案涉技术工业化示范项目技术开发成本的一部分,而该项目技术开发成本亦仅系整个合同定价的考虑因素之一。科技公司将项目生产线制造费用等同于整个技术开发开发成本,又将技术开发成本等同于涉案合同价款,既不符合技术开发成本客观构成,亦不符合技术开发合同定价基本规律,其关于大学虚报技术开发公司成本的主张,缺乏依据。③关于是否规模化工业试验项目投资的判断,尽管离不开对技术和项目的理解,但本质上仍系一种商业判断。项目产值估算、成本核算、利润预测等商业分析,应由投资方完成。本案中,大学固然对案涉技术工业化示范项目商业价值提出了参考意见,但是否投资该项目仍应系科技公司自己的商业判断。科技公司完全有能力自行估算项目产值,并在此基础上判断以3.15亿元对价签订涉案合同是否符合其商业利益。科技公司主张大学虚报项目成本和产值,使其陷入错误判断,缺乏依据。判决驳回科技公司诉请。

实务要点:对实验室技术规模化工业项目投资,尽管离不开对技术和项目的理解,但本质上仍系一种商业判断。项目产值估算、成本核算、利润预测等商业分析,应由投资方完成。

案例索引:**人民法院(2015)民三终字第8号“某科技公司与某大学技术合同纠纷案”,见《钦州锐丰钒钛铁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技术合同纠纷案》(审判长骆电,代理审判员李嵘、马秀荣),载《**人民法院公报·裁判文书选登》(201801/255:16)。

 

02 . 质权未设立,连带保证人保证责任依法应相应免除

物保与人保并存时,债权人放弃物保损害了保证人顺位信赖利益,保证人在质权人丧失优先受偿权益范围内免责。

标签:抵押物保与人保顺位信赖利益

案情简介:2015年,担保公司为米业公司向银行贷款1000万元提供担保,米业公司以自有设备、价值1000万余元的水稻向担保公司提供反担保并签订抵押、质押合同,同日,与米业公司存在联保关系的其他4户水稻生产企业亦向担保公司提供反担保。2016年,担保公司在代偿债务后,向米业公司及其他4户保证人追偿。其他4户保证人以担保公司与米业公司之间抵押、质押合同未实际履行,用于质押的水稻已由米业公司私下处置为由,抗辩称免除保证责任。

法院认为:①本案借款债务人与保证人均系稻米经营企业,互相之间存在五户联保关系,联保形式相同,即任何一户银行贷款均由担保公司担保,再由债务人以各自所有的及其设备、房产和水稻向担保公司提供抵押和质押担保,其他4户向担保公司提供保证担保。案涉质押合同与保证合同系同一天签订,以上事实表明,案涉各方当事人均知晓担保公司反担保债权上应同时设立了债务人提供的物的担保和第三人提供的人的担保。②《物权法》第176条规定:“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债权人应当按照约定实现债权;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应当先就该物的担保实现债权;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保证责任,提供担保的第三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本案中,当事人未约定债权实现顺序,若债务人提供的担保物权正常设立,保证人只对物的担保以外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故保证人对自己享有的法定顺位利益存在一种合理信赖,该信赖利益受法律保护。若令保证人在债务人提供的担保物权未设立时继续承担保证责任,则恶意违约债务人与怠于行使权利的债权人利益不受损,保证人信赖利益却遭受侵害,无疑违反民法公平、诚信原则。③担保公司作为一家职业担保人,对出质人不交付质物的商业风险、法律后果及该行为对同一债权上保证人利益的影响理应知晓,且质物水稻系粮食作物,难以久存,存在被债务人处分的可能,该公司理应尽到谨慎注意义务,但担保公司在质押合同签订后,始终未请求米业公司交付质物,即使为了方便保管而将水稻继续存放于米业公司仓库,担保公司亦应尽到对质物的监管义务,使质物处于自己控制之下,而其怠于监管致使质物被债务人私自处分。债权人和债务人共同过错导致本应依法设立的质权未能发挥物的担保效用,而保证人对此并无过错,担保公司应对其怠于保障债权利益的消极行为承担不利后果。判决米业公司偿还担保公司1000万元本息,其他保证人免责。

实务要点:物保与人保并存情形,债权人放弃物保损害了保证人顺位信赖利益,保证人在质权人丧失优先受偿权益范围内免除保证责任。

案例索引:**人民法院(2017)**法民申925号“某担保公司与某工贸公司等担保合同纠纷案”,见《黑龙江北大荒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与黑龙江省建三江农垦七星粮油工贸有限责任公司、黑龙江省建三江农垦宏达粮油工贸有限公司等担保合同纠纷案》(审判长潘杰,审判员骆电、万挺),载《**人民法院公报·裁判文书选登》(201801/255:37)。

 

03 . 国资转让未审批,合同未生效,报批义务仍需履行

转让金融企业国有资产未经有权机关依法批准的,应认定合同成立而未生效,但合同中关于报批义务约定仍有效。

标签:合同效力未经审批国有企业产权转让缔约过失

案情简介:2011年,财政局委托交易所挂牌出让银行27%国有股权,实业公司代表包括投资公司在内的四家公司交纳保证金4000万余元后,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2013年,股价上涨,财政局以实业公司及投资公司等摘牌企业存在关联关系为由拒绝办理报批义务,并发函终止合同。2015年,投资公司诉请财政局赔偿损失。

法院认为:①《合同法》第4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国有企业产权交易管理的通知》(国办发明电〔1994〕12号)第2条规定,地方管理的国有企业产权转让,要经地级市以上人民政府审批,其中有中央投资的,要事先征得国务院有关部门同意,属中央投资部分的产权收入归中央。中央管理的国有企业产权转让,由国务院有关部门报国务院审批。所有特大型、大型国有企业(包括地方管理的)的产权转让,报国务院审批。财政部《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管理办法》第7条规定,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按照统一政策、分级管理的原则,由财政部门负责监督管理。财政部门转让金融企业国有资产,应当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政府授权投资主体转让金融企业国有资产,应当报本级财政部门批准。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过程中,涉及政府社会公共管理和金融行业监督管理事项的,应当根据国家规定,报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商业银行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购买商业银行股份总额百分之五以上的,应当事先经过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涉案股权转让合同标的为财政局所持银行超过5%的金融企业国有资产,依法应经有批准权的政府及金融行业监督管理部门批准方产生法律效力。故本案合同虽已成立,但因未经有权机关批准,应认定其效力为未生效。②**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8条规定,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经批准或者登记才能生效的合同成立后,有义务办理申请批准或者申请登记等手续的一方当事人未按照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办理申请批准或者未申请登记的,属于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三)项规定的“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相对人的请求,判决相对人自己办理有关手续;对方当事人对由此产生的费用和给相对人造成的实际损失,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据此,如合同已成立,合同中关于股权转让的相关约定虽需经有权机关批准方产生法律效力,但合同中关于报批义务的约定自合同成立后即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按约履行报批义务,积极促成合同生效。本案中,依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应认定涉案合同报批义务由财政局负担,但财政局违反合同约定,未履行报批义务,亦未按有权机关要求补充报送相关材料,依上述司法解释规定,应认定存在缔约过失。③案涉审计报告作出时间早于财政局终止涉案股权转让时间,审计结论亦未明确否定投资公司等企业不具有受让资格,故财政局关于投资公司因存在关联关系等原因不具有涉案股权受让资格的理由,证据不足,不能成立。在财政局已与投资公司签订涉案合同情况下,应视为其认可投资公司具有合同主体资格。涉案转股合同是否批准,应由政府及金融行业监管部门决定,财政局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不具有审批权力,不能以其自身判断而违反合同约定免除其报送审批义务。财政局关于涉案合同因投资公司等不具有受让资格而无需报批的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综上,财政局无正当理由不履行涉案合同报批义务,其行为已构成《合同法》第42条规定的“其他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应认定其存在缔约过失。

实务要点:转让金融企业国有资产未经有权机关依法批准的,应认定合同成立而未生效,但合同中关于报批义务约定仍有效。

案例索引:**人民法院(2016)**法民终802号“某投资公司与某财政局股权转让纠纷案”,见《深圳市标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鞍山市财政局股权转让纠纷案》(审判长张能宝,审判员苏戈、董华),载《**人民法院公报·裁判文书选登》(201712/254:19)。

 

04 . 未履行报批义务的,缔约过失人还应赔偿间接损失

未履行报批义务构成缔约过失的,善意相对人除直接损失外,有权要求缔约过失人赔偿交易机会损失等间接损失。

标签:缔约过失损失赔偿间接损失交易机会

案情简介:2011年,财政局与投资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合同。2013年,股价上涨,财政局拒办报批义务,并发函终止合同。2015年,投资公司诉请财政局赔偿交易费及保证金利息,同时要求按股价差额赔偿间接损失。

法院认为:①合同约定生效要件为报批允准,承担报批义务方不履行报批义务的,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缔约过失人获得利益以善意相对人丧失交易机会为代价,善意相对人有权要求缔约过失人赔偿。本案中,投资公司在缔约过程中支付交易费及保证金利息,属于其直接损失,应由财政局承担赔偿责任。②除直接损失外,缔约过失人对善意相对人交易机会损失等间接损失,应予赔偿。《合同法》第42条规定的“损失”并未限定于直接损失。**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8条规定在报批生效合同当事人未履行报批义务的,如合同尚有报批可能,且相对人选择自行办理批准手续的,可以由相对人自行办理报批手续,并由缔约过失责任人赔偿相对人的相关实际损失。上述规定均未排除缔约过失责任人对相对人交易机会损失等间接损失的赔偿责任,故交易机会本身存在的不确定性虽对相应损害赔偿数额的认定存在影响,应根据具体案情予以确定,但不应因此而一概免除缔约过失责任人的间接损失赔偿责任。③财政局作为政府部门,在国有产权交易过程中,既应践行诚实信用价值观念,有约必守;更要遵循政务诚信准则,取信于民,**全社会建设诚信守信市场秩序。但在本案中,其在能将涉案合同报送有权机关批准的情况下,拒不按银监部门要求提交相应材料,导致银监部门对相关行政许可事项不予以受理,致使合同不能生效。不仅如此,还将涉案股权在很短时间内另行高价出售。财政局恶意阻止涉案合同生效,其行为明显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过错明显。投资公司主张的可得利益损失实际系丧失取得涉案股权的交易机会所带来的损失。所谓机会,是指特定利益形成或者特定损害避免的部分条件已经具备,但能否最终具备尚不确定的状态。而所谓机会损失,则是当事人获取特定利益或避免特定损害的可能性降低或者丧失。一般而言,在交易磋商阶段,合同是否能够订立以及合同订立所带来的交易机会能否最终实现均属未知,故此时交易机会尚不具有可能性。但如双方已达成合意并签订合同,在合同生效要件具备前,双方相互信赖程度已达到更高程度,因信赖对方诚实守信履行相关义务从而获取特定利益的机会亦具有相当的可能性。此时,如一方当事人不诚实守信履行报批义务,其应当预见对方因此而遭受损失。就本案而言,涉案转股合同订立后,虽须经有权机关批准方才生效,但双方已就投资公司购买银行股权达成合意,在无证据证明该合同不能获得有权机关批准情况下,投资公司有合理理由信赖财政局恪守承诺,及时妥善履行报批手续,从而使涉案合同效力得到确定,进而通过合同履行实际取得涉案股权,获取相关利益,故投资公司获得涉案股权可能性现实存在。但因财政局拒不将涉案合同报批,继而还将涉案股权另行高价出售,其不诚信行为直接导致投资公司获得涉案股权的可能性完全丧失,导致投资公司因此获得相关利益的现实性完全丧失。投资公司因财政局不诚信行为存在客观现实的交易机会损失。③间接损失数额应考虑缔约过失人过错程度及获得利益情况、善意相对人成本支出及预期利益等,综合衡量确定。财政局违反诚实信用,另行出售涉案股权所获价差,系其不诚信行为所得,投资公司丧失涉案股权交易机会的损失数额,可以此作参考。因涉案合同未生效并已解除,投资公司未实际支付对价,亦未实际取得涉案股权,其主张应以财政局转售股权价差全部作为标准进行赔偿不符合本案情况,不应支持。本案中,即使投资公司实际取得涉案股权,因双方合同对股权再转让有期限限制的约定,故约定期限届满之后,涉案股权价值是涨是跌,尚不确定。另外,投资公司虽丧失购买涉案股权的交易机会,但并不妨碍其之后将资金另行投资其他项目获得收益。综上,对投资公司交易机会损失,本院酌定按财政局转售涉案股权价差的10%予以确定,即1125万元,该损失应由财政局予以赔偿。判决财政局赔偿投资公司交易费及利息、保证金利息,另赔偿投资公司损失1125万元。

实务要点:缔约过失人获得利益以善意相对人丧失交易机会为代价,善意相对人除直接损失外,还有权要求缔约过失人赔偿交易机会损失等间接损失。

案例索引:**人民法院(2016)**法民终802号“某投资公司与某财政局股权转让纠纷案”,见《深圳市标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鞍山市财政局股权转让纠纷案》(审判长张能宝,审判员苏戈、董华),载《**人民法院公报·裁判文书选登》(201712/254:19)。

 

05 . 投保商业人身意外险,不免除其办理工伤保险义务

用人单位为职工购买商业性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并不免除所负法定的缴纳工伤保险费或支付工伤保险待遇义务。

标签:工伤赔偿双重赔偿人身意外险

案情简介:2012年,渔业公司委托远洋公司招聘并由远洋公司与安某签订聘用合同,约定“聘用期内发生因工伤亡,按有关意外保险条款执行”。2013年,安某因船舶侧翻身亡。2014年,生效判决认定远洋公司签约行为构成隐名代理,该合同直接约束渔业公司与安某。2015年,安某死亡被认定为工伤。安某父母获得保险公司60万元身故保险金后,诉请渔业公司支付工伤赔偿。

法院认为:①《工伤保险条例》第2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和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以下称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参加工伤保险,为本单位全部职工或者雇工(以下称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依该规定,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是渔业公司的法定义务,该法定义务不得通过任何形式予以免除或变相免除。《工伤保险条例》第62条第2款规定:“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在渔业公司未为安某缴纳工伤保险费情况下,渔业公司应向安某父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渔业公司为安某购买的商业性意外伤害保险,性质上是渔业公司为安某提供的一种福利待遇,不能免除渔业公司作为用人单位负有的法定的缴纳工伤保险费的义务或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义务。②法律及司法解释并不禁止受工伤的职工或其家属获得双重赔偿。**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8条第1款规定:“职工因第三人的原因受到伤害,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以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已经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或者获得民事赔偿为由,作出不予受理工伤认定申请或者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3款规定:“职工因第三人的原因导致工伤,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已经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为由,拒绝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第三人已经支付的医疗费用除外。”由此可见,上述规定并不禁止受工伤的职工同时获得民事赔偿和工伤保险待遇赔偿。判决渔业公司支付安某父母丧葬补助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52万余元。

实务要点:用人单位为职工购买商业性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不因此免除负有的法定的缴纳工伤保险费或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义务。职工获得用人单位为其购买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赔付后,仍有权向用人单位主张工伤保险待遇。

案例索引:广东高院2016年5月24日“安某等与某渔业公司工伤保险待遇纠纷案”,见《安民重、兰自娇诉深圳市水湾远洋渔业有限公司工伤保险待遇纠纷案》,载《**人民法院公报·案例》(201712/254:35)。

 

06 . “密码交易视为本人所为”规定不适用于伪卡交易

银行借记卡章程关于“凡使用密码交易,均视为本人所为”规定仅适用于真实的借记卡交易,不适用于伪卡交易。

标签:储蓄合同密码交易伪卡交易安全保障义务

案情简介:2015年,军人宋某银行卡半夜时被人在异地ATM取现1.4万余元,次晨宋某报警,部队出具材料证明宋某该期间在军营。

法院认为:①宋某起诉系基于民事上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与他人利用银行卡实施盗刷行为而应承担的刑事责任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宋某与银行之间的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本身不涉及犯罪,亦无证据证明宋某系实施盗刷行为的共同行为人,故公安机关侦查行为并不影响银行对宋某的责任承担。依**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0条关于“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规定,本案应继续审理。②**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8条第1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综合考量涉案银行卡账户凌晨短时间内异地交易、取款地点与与宋某所在地距离、宋某职业身份、宋某挂失报警时间及宋某陈述等事实,应认定诉争交易为伪卡交易。③《商业银行法》第6条、第33条规定,商业银行对储户存款具有安全保障义务。银行为宋某提供借记卡服务,即应确保该借记卡内数据信息不被非法窃取并加以使用,且银行作为发卡行及相关技术、设备和操作平台提供者,在其与储户的合同关系中明显占据优势地位,应承担伪卡识别义务。案涉伪卡交易能够进行,说明宋某所持真正银行卡内数据信息可被复制并存储到其他伪卡内,且伪卡输入密码后还可进行正常的交易活动,故银行制发的借记卡以及交易系统在防伪技术上存在缺陷,银行未能履行交易安全保障义务,给宋某造成了经济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④银行称宋某对泄露交易密码存在过错,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宋某对其所持借记卡未妥善保管和合理使用,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虽然根据银行借记卡章程规定,凡使用密码进行的交易,发卡银行均视为持卡人本人所为,但该规则适用前提是当事人持真实的借记卡进行交易,故银行在无证据证明宋某存在违约或违法犯罪情形前提下,应先行承担资金损失。判决银行赔偿宋某1.4万余元。

实务要点:“密码交易视为本人所为”规定仅适用于真实的借记卡交易,不适用于伪卡交易。在无任何证据证明持卡人自行泄露银行密码情况下,不应判令持卡人承担部分损失,从而减轻银行赔偿责任。

案例索引:江苏南京中院(2016)苏01民终116号“宋某与某银行借记卡纠纷案”,见《宋鹏诉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新门口支行借记卡纠纷案》,载《**人民法院公报·案例》(201712/254:38)。

 

07 . 上市公司破产重整,与重大资产重组同步实施情形

上市公司破产重整与重大资产重组案件,可采管理人负责、保留公司原意思机关、建立司法与行政会商机制做法。

标签:破产破产重整上市公司资产重组会商机制

案情简介:2015年,经银行申请,法院裁定受理上市公司船舶公司破产重整案,鉴于公司资产效能低、债务重、施救时间紧特点,本案采取重整与重大资产重组同步实施挽救模式。

法院认为:①依《企业破产法》规定,重整计划草案由债权人会议分组表决,涉及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的,还应设出资人组,对该事项进行表决。各表决组均表决通过重整计划草案后,还应提交法院审查,由法院裁定批准,即重整计划草案批准程序为“会议表决+司法裁定”。依《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上市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应由董事会依法作出决议,并提交股东大会批准。证监会依法定条件和程序,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作出是否核准决定,即重大资产重组程序为“内部决议+行政许可”。当重整程序中同时启动重大资产重组时,则存在前述两种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与外部监督权力冲突。②本案在管理人负责模式下,采取由管理人负责协调、处理债权审核、资产调查、衍生诉讼推进、信息披露、重整计划草案制定等诸多法律事务。同时兼顾保留公司原意思机关必要性,由管理人聘请原经营管理层继续负责公司日常经营,授权董事会审议通过重大资产重组议案,并提交出资人组会议暨临时股东大会表决。③为解决重整与重大资产重组并行过程中司法权与行政权协调问题,本案依**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启动**法院与证监会会商机制。通过会商机制形成并购重组专家咨询委员会意见,法院在参考该意见基础上裁定批准重整计划。

实务要点:上市公司破产重整与重大资产重组同步实施的案件,本案采取了管理人负责、保留公司原意思机关、建立**法院与证监会会商机制的做法。

案例索引:江苏南京中院2016年10月24日“某船舶公司破产重整案”,见《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载《**人民法院公报·案例》(201712/254:42)。

转自:天同码

 



李洪华律师

金融律师(全国)服务中心 主任

高级合伙人 律师

六法治金创立者

《金融法院与金融律师实务》一书已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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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501号上海中心大厦29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