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热线:1368-1900-168
金融二面:增长+风险
  • 王振华涉嫌猥亵儿童罪、7月10日已被批捕!

    王振华涉嫌猥亵儿童罪、7月10日已被批捕!

    王振华猥亵之股民索赔征集申请人新城控股王振华601155证券虚假陈述案受害投资者(现全国征集) 大金融律师团为遭受虚假陈述损失投资者提供免费法律咨询并代理有关诉讼维权,投资者征集信息如下:(新城控股王振华601155)王振华涉嫌猥亵儿童罪、7月10日已被批捕。这事于这个信息时代,亦已无人不晓。案情简介:2019年6月30日被害人(家属)向公安机关举报控告,被公安机关立案调查之日应属于当日或次日,而2019年7月1日至3日间共有5起大宗交易。且5笔交易卖方营业部都来自宁波连续三天的5笔大宗交易,来自宁波的卖家们一共卖出187.6万股,成交额累计达7900万元,其中仅中国银河证券宁波柳汀街营业部一家就卖出155.6万股,成交额6500万元。新城控股在王振华至公安机关接受调查前即应立即(2019年7月1日)通知新城控股有关人员及部门依法处理,即使依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之规定2个交易日披露期限的要求,新城控股也至迟应在2019年7月2日履行信披义务。但是,新城控股却在2019年7月4日才向公众披露,造成股价异常波动,给投资者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应对受损投资者承担赔偿责任。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证监会应立案调查。此行为涉及违反了《证券法》及相关所述违法法定之情形,应受到监管机构行政处罚(王振华涉嫌猥亵儿童罪刑事责属另案处理)。请符合条件投资者准备就此发生的损失向涉案上市公司索赔(现全国征集)。(而新城控股正全力切割中,未对损害及赔偿有任何响应,更不能指望主动赔偿,法律维权是唯一的正路)。本案最大的“亮点”一:要努力在无行政处罚下索赔立案,打破民事诉讼法定前置程序性限制。“亮点”二:如光大乌龙指案引发的内幕交易受到行政处罚,随后被投资者提起民事索赔,上海二中院最终判决光大证券公司赔偿投资者的损失,此开启了内幕交易民事赔偿的先例。此前,内幕交易民事诉讼案件无一例的获胜的。要追究内幕交易行为之间与股民损失之间的因果责任。“亮点”三:现类案件统一归上海金融法院管辖。上海金沁律师事务所距上海金融法院仅88米。大金融律师团通过近一年的研究,决定全力此案。上述程序到实体的突破与创新,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或尝试。“亮点”四:通过诉讼代表制及上海金融法院推行的证券虚假陈述案判例示范制度(这是金融法院今年的最大创新),实现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法律服务:本案采用纯风险代理即前期股民不用支付律师费,胜诉后再支付律师费。律师风险代理费为胜诉额20%工作费用是胜诉才付。   报名:大金融律师团**律师 李洪华新著《金融法院研究与金融律师实务》13681900168委托办理索赔诉讼股民,先电话咨询后办理委托手续或者将诉讼材料如下打印并寄送。**是快递:情况大都如此,现在是如此操作出结果为上。地址:上海市黄浦区江西中路181号505室(近上海金融法院)上海金沁律师事务所 李洪华 副主任(收)索赔条件:在2019年7月1日前后持有或买入(新城控股王振华601155)股票并且在2019年7月5日之后卖出股票或继续持有股票的投资者(该时间点暂定,符合条件的股民,尽快联系我们)。委托本所大金融律师团队向此上市公司即新城控股及有关责任人提出索赔要求或诉讼。必备材料:1. 历史交易记录(或对账单)打印区间要求:对账起止日期从第一次买入该股票至今持有的交易记录。要求:1) 证券公司营业部出具,在每页盖章,印章勿遮盖疏忽;2) 内容必须写明对账起止时间、姓名、账号,以及每笔交易的成交时间、股数、价格、金额、交易后持股余量;3) 如有两个账户转入转出该股票的情况,两个账户的交易记录都要提供;4) 必须用标准A4纸单面打印;5) 尽可能选择单只股票交易记录,如果实在做不到,则选择全部股票的。2、 开户证券公司盖章的证券账户证明材料(开户信息表/客户信息表)。3、开户人:身份证 新城发展控股(01030)股票问题_,另议!  
  • 2019版:借款合同纠纷(10个典型案例)裁判规则

    2019版:借款合同纠纷(10个典型案例)裁判规则

    2019版:借款合同纠纷(10个典型案例)裁判规则来源 | 北大法律信息网、北大法宝司法案例库 本文仅供交流学习 , 版权归属原作者,部分文章推送时未能及时与原作者取得联系,若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到您的权益烦请告知,我们将立即删除。导 语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属于实践合同。本期推送10例借款合同纠纷的重要裁判规则,以供大家参考。指导性案例1.**额抵押权设立前已存在的债权可以转入**额抵押担保的范围【关键词】金融借款合同;担保;**额抵押权【裁判规则】当事人另行达成协议将**额抵押权设立前已经存在的债权转入该**额抵押担保的债权范围,只要转入的债权数额仍在该**额抵押担保的**债权额限度内,即使未对该**额抵押权办理变更登记手续,该**额抵押权的效力仍然及于被转入的债权,但不得对第三人产生不利影响。【适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三条 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对一定期间内将要连续发生的债权提供担保财产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抵押权人有权在**债权额限度内就该担保财产优先受偿。**额抵押权设立前已经存在的债权,经当事人同意,可以转入**额抵押担保的债权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五条**额抵押担保的债权确定前,抵押权人与抵押人可以通过协议变更债权确定的期间、债权范围以及**债权额,但变更的内容不得对其他抵押权人产生不利影响。【来源】指导案例95号: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宣城龙首支行诉宣城柏冠贸易有限公司、江苏凯盛置业有限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2014)皖民二终字第00395号,载《**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18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法〔2018〕164号)。【规则日期】2014.10.21【法宝引证码】CLI.C.112923332.当事人进行虚假民事诉讼的,应当予以制裁【关键词】民事诉讼;企业借贷;虚假诉讼【裁判规则】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中发现存在虚假诉讼可能时,应当依职权调取相关证据,详细询问当事人,全面严格审查诉讼请求与相关证据之间是否存在矛盾,以及当事人诉讼中言行是否违背常理。经综合审查判断,当事人存在虚构事实、恶意串通、规避法律或国家政策以谋取非法利益,进行虚假民事诉讼情形的,应当依法予以制裁。【适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 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请求,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来源】指导案例68号:上海欧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诉辽宁特莱维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企业借贷纠纷案,(2015)民二终字第324号,载《**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14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法〔2016〕311号)。【规则日期】2015.10.27【法宝引证码】CLI.C.85393753.债务发生在**额担保合同约定的决算期且债权人未放弃担保权利的,未列明的**额担保合同担保人应承担担保责任【关键词】金融借款合同;**额担保;决算期【裁判规则】在有数份**额担保合同情形下,具体贷款合同中选择性列明部分**额担保合同,如债务发生在**额担保合同约定的决算期内,且债权人未明示放弃担保权利,未列明的**额担保合同的担保人也应当在**债权限额内承担担保责任。【适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四条 保证人与债权人可以就单个主合同分别订立保证合同,也可以协议在**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借款合同或者某项商品交易合同订立一个保证合同。【来源】指导案例57号: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诉浙江创菱电器有限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2014)浙甬商终字第369号,载《**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12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法〔2016〕172号)。【规则日期】2014.05.14【法宝引证码】CLI.C.83347734.基于劳动关系产生的债权不能适用留置权【关键词】金融借款合同;收益权质押;出质登记;质权实现  【裁判规则】1.特许经营权的收益权可以质押,并可作为应收账款进行出质登记。2.特许经营权的收益权依其性质不宜折价、拍卖或变卖,质权人主张优先受偿权的,人民法院可以判令出质债权的债务人将收益权的应收账款优先支付质权人。【适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八条第一款 以应收账款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质权自信贷征信机构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来源】指导案例53号: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五一支行诉长乐亚新污水处理有限公司、福州市政工程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2013)闽民终字第870号,载《**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11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法〔2015〕320号)。【规则日期】2013.09.17【法宝引证码】CLI.C.79991025. 在企业借贷中,中间方为了转贷牟利而借款的,借贷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关键词】企业借贷;买卖合同;虚伪意思表示;无效【裁判规则】 在三方或三方以上的企业间进行的封闭式循环买卖中,一方在同一时期先卖后买同一标的物,低价卖出高价买入,明显违背营利法人的经营目的与商业常理,此种异常的买卖实为企业间以买卖形式掩盖的借贷法律关系。企业间为此而签订的买卖合同,属于当事人共同实施的虚伪意思表示,应认定为无效。在企业间实际的借贷法律关系中,作为中间方的托盘企业并非出于生产、经营需要而借款,而是为了转贷牟利,故借贷合同亦应认定为无效。借款合同无效后,借款人应向贷款人返还借款的本金和利息。因贷款人对合同的无效也存在过错,人民法院可以相应减轻借款人返还的利息金额。 【来源】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煤炭运销部与山西焦煤集团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2015)民提字第74号,载《**人民法院公报》 2017年第6期(总第248期)。【规则日期】2015.11.19【法宝引证码】CLI.C. 82728416.借款人未按照合同条款目的向出借人提供相关材料和报表,构成违约【关键词】目的解释;监督权;违约【裁判规则】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合同为《担保借款合同》,具体到该合同第四条第一款约定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款项的出借方对款项使用情况的知情权、监督权,以便在发现借款人擅自改变款项用途或发生其他可能影响出借人权利的情况时,及时采取措施、收回款项及利息。用目的解释的原理可以得知,提供不真实的材料和报表固然会影响出借方对借款人使用款项的监督,而不提供相关材料和报表却会使得出借人无从了解案涉款项的使用情况,不利于其及时行使自己的权利。因此,借款人在借款的两年多的时间里,从未向出借人提供相关材料和报表,属于违约。 【适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来源】李占江、朱丽敏与贝洪峰、沈阳东昊地产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2014)民一终字第38号,载《**人民法院公报》2015年第9期(总第227期)。【规则日期】2014.04.16【法宝引证码】CLI.C.73548237.大额借款仅有借据而无交付凭证且当事人陈述不可采信的,借贷关系不成立                                     【关键词】 婚内债务;借贷关系;交付凭证【裁判规则】一、夫妻一方具有和第三人恶意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构婚内债务嫌疑的,该夫妻一方单方自认债务,并不必然免除“出借人”对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事实应承担的举证责任。二、借款人配偶未参加诉讼且出借人及借款人均未明确表示放弃该配偶可能承担的债务份额的,为查明案件事实,应依法追加与案件审理结果具有利害关系的借款人配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以形成实质性的对抗。三、出借人仅提供借据佐证借贷关系的,应深入调查辅助性事实以判断借贷合意的真实性,如举债的必要性、款项用途的合理性等。出借人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借款交付事实的,应综合考虑出借人的经济状况、资金来源、交付方式、在场见证人等因素判断当事人陈述的可信度。对于大额借款仅有借据而无任何交付凭证、当事人陈述有重大疑点或矛盾之处的,应依据证据规则认定“出借人”未完成举证义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适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 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来源】赵俊诉项会敏、何雪琴民间借贷纠纷案,载《**人民法院公报》 2014年第12期(总第218期)。【规则日期】2013.04.19【法宝引证码】CLI.C.36977358.发卡方为领卡方垫付在其他会员处的消费,再由领卡方偿还,属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行为【关键词】网络平台;垫付资金;民间借贷;合法有效【裁判规则】领卡方借助网络平台与发卡方签订协议并成为其会员后,发卡方基于协议约定先行垫付领卡方在其他会员处的消费资金,其后再由领卡方在约定期限内偿还消费资金的行为,没有扰乱金融秩序,不具有违法性,属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行为。【适用法律】《**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国发放贷款等相关金融业务引发的纠纷,不适用本规定。【来源】垫富宝投资有限公司诉曾代福民间借贷纠纷案,(2017)川04民终881号,载《人民法院案例选》(2018年第9辑总第127辑)。【规则日期】2017.08.30【法宝引证码】CLI.C.653001109.夫妻离婚后仍共同生活期间的债务应由双方共同承担【关键词】交易习惯;离婚;共同之债【裁判规则】双方间交易习惯的存在应由当事人举证证明,人民法院不得主动适用。仅以之前一次交易往来模式与本次交易往来模式相似,不得认定存在相应交易习惯。夫妻离婚后生活交往及经济往来仍较为密切的,一方举债不宜认定仅由该方承担,也不宜认定由双方连带承担,而应认定为共同之债,由双方共同承担。【来源】李佳诉李某全等借款合同纠纷再审案,(2016)津民申526号,载《人民司法·案例》2017年第17期。【规则日期】2016.03.25【法宝引证码】CLI.C.965751010.借款人配偶对借贷真实性提出异议的,应全面审查判断借贷是否真实发生【关键词】 民间借贷;离婚;非法目的;虚假诉讼【裁判规则】款项是否实际出借、借贷是否真实发生,是民间借贷案件首要和最基本的事实。处理债务人及其配偶涉离婚背景的民间借贷案件,出借人与借款人对借贷事实的发生没有任何争议、借款人的配偶对借贷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时,应结合当事人的陈述和证据,全面查证判断借贷是否真实发生,准确把握本证与反证的证明标准,防范当事人以借贷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和虚假诉讼。 【来源】李少华与蔡毅等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2015)粤高法民四终字第163号,载《人民司法·案例》2017年第8期。【规则日期】2015.12.09【法宝引证码】CLI.C.9032829  
  • **检关于办理涉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有关问题座谈会纪要 (高检诉[2017]14号)

    **检关于办理涉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有关问题座谈会纪要 (高检诉[2017]14号)

    **检关于办理涉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有关问题座谈会纪要(高检诉[2017]14号)互联网金融是金融与互联网相互融合形成的新型金融业务模式。发展互联网金融,对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具有积极作用。但是,在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过程中,部分机构、业态偏离了正确方向,有些甚至打着“金融创新”的幌子进行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扰乱了金融管理秩序,侵害了人民群众合法权益。2016 年4 月,国务院部署开展了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集中整治违法违规行为,防范和化解互联网金融风险。各级检察机关积极参与专项整治工作,依法办理进入检察环节的涉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针对办案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高检院公诉厅先后在昆明、上海、福州召开座谈会,对办理涉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中遇到的有关行为性质、法律适用、证据审查、追诉范围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纪要如下: 一、办理涉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的基本要求      促进和保障互联网金融规范健康发展,是检察机关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各地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应当充分认识防范和化解互联网金融风险的重要性、紧迫性和复杂性,立足检察职能,积极参与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有效预防、依法惩治涉互联网金融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国家金融安全。01       准确认识互联网金融的本质。互联网金融的本质仍然是金融,其潜在的风险与传统金融没有区别,甚至还可能因互联网的作用而被放大。要依据现有的金融管理法律规定,依法准确判断各类金融活动、金融业态的法律性质,准确界定金融创新和金融违法犯罪的界限。在办理涉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时,判断是否符合“违反国家规定”“未经有关国家主管部门批准”等要件时,应当以现行刑事法律和金融管理法律法规为依据。对各种类型互联网金融活动,要深入剖析行为实质并据此判断其性质,从而准确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罪轻与罪重、打击与保护的界限,不能机械地被所谓“互联网金融创新”表象所迷惑。02       妥善把握刑事追诉的范围和边界。涉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涉案人员众多,要按照区别对待的原则分类处理,综合运用刑事追诉和非刑事手段处置和化解风险,打击少数、教育挽救大多数。要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根据犯罪嫌疑人在犯罪活动中的地位作用、涉案数额、危害结果、主观过错等主客观情节,综合判断责任轻重及刑事追诉的必要性,做到罪责适应、罚当其罪。对犯罪情节严重、主观恶性大、在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人员,特别是核心管理层人员和骨干人员,依法从严打击;对犯罪情节相对较轻、主观恶性较小、在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的人员依法从宽处理。03       注重案件统筹协调推进。涉互联网金融犯罪跨区域特征明显,各地检察机关公诉部门要按照“统一办案协调、统一案件指挥、统一资产处置、分别侦查诉讼、分别落实维稳”(下称“三统两分”)的要求分别处理好辖区内案件,加强横向、纵向联系,在上级检察机关特别是省级检察院的指导下统一协调推进办案工作,确保辖区内案件处理结果相对平衡统一。跨区县案件由地市级检察院统筹协调,跨地市案件由省级检察院统一协调,跨省案件由高检院公诉厅统一协调。各级检察机关公诉部门要加强与公安机关、地方金融办等相关单位以及检察机关内部侦监、控申等部门的联系,建立健全案件信息通报机制,及时掌握重大案件的立案、侦查、批捕、信访等情况,适时开展提前介入侦查等工作,并及时上报上级检察院。省级检察院公诉部门要发挥工作主动性,主动掌握社会影响大的案件情况,研究制定工作方案,统筹协调解决办案中遇到的问题,重大、疑难、复杂问题要及时向高检院报告。04       坚持司法办案“三个效果”有机统一。涉互联网金融犯罪影响广泛,社会各界特别是投资人群体十分关注案件处理。各级检察机关公诉部门要从有利于全案依法妥善处置的角度出发,切实做好提前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审查起诉、出庭公诉等各个阶段的工作,依法妥善处理重大敏感问题,不能机械司法、就案办案。同时,要把办案工作与保障投资人合法权益紧密结合起来,同步做好释法说理、风险防控、追赃挽损、维护稳定等工作,努力实现司法办案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有机统一。 二、准确界定涉互联网金融行为法律性质05       互联网金融涉及P2P 网络借贷、股权众筹、第三方支付、互联网保险以及通过互联网开展资产管理及跨界从事金融业务等多个金融领域,行为方式多样,所涉法律关系复杂。违法犯罪行为隐蔽性、迷惑性强,波及面广,社会影响大,要根据犯罪行为的实质特征和社会危害,准确界定行为的法律性质和刑法适用的罪名。(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的认定06      涉互联网金融活动在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的情形下,公开宣传并向不特定公众吸收资金,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其中,应重点审查互联网金融活动相关主体是否存在归集资金、沉淀资金,致使投资人资金存在被挪用、侵占等重大风险等情形。07       互联网金融的本质是金融,判断其是否属于“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即行为是否具有非法性的主要法律依据是《商业银行法》、《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国务院令第247 号)等现行有效的金融管理法律规定。08        对以下网络借贷领域的非法吸收公众资金的行为,应当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分别追究相关行为主体的刑事责任:(1)中介机构以提供信息中介服务为名,实际从事直接或间接归集资金、甚至自融或变相自融等行为,应当依法追究中介机构的刑事责任。特别要注意识别变相自融行为,如中介机构通过拆分融资项目期限、实行债权转让等方式为自己吸收资金的,应当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2)中介机构与借款人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①中介机构与借款人合谋或者明知借款人存在违规情形,仍为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与借款人合谋,采取向出借人提供信用担保、通过电子渠道以外的物理场所开展借贷业务等违规方式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的;②双方合谋通过拆分融资项目期限、实行债权转让等方式为借款人吸收资金的。在对中介机构、借款人进行追诉时,应根据各自在非法集资中的地位、作用确定其刑事责任。中介机构虽然没有直接吸收资金,但是通过大肆组织借款人开展非法集资并从中收取费用数额巨大、情节严重的,可以认定为主犯。(3)借款人故意隐瞒事实,违反规定,以自己名义或借用他人名义利用多个网络借贷平台发布借款信息,借款总额超过规定的**限额,或将吸收资金用于明确禁止的投资股票、场外配资、期货合约等高风险行业,造成重大损失和社会影响的,应当依法追究借款人的刑事责任。对于借款人将借款主要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够及时清退所吸收资金,不作为犯罪处理。09       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原则上认定主观故意并不要求以明知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为要件。特别是具备一定涉金融活动相关从业经历、专业背景或在犯罪活动中担任一定管理职务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知晓相关金融法律管理规定,如果有证据证明其实际从事的行为应当批准而未经批准,行为在客观上具有非法性,原则上就可以认定其具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主观故意。在证明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故意时,可以收集运用犯罪嫌疑人的任职情况、职业经历、专业背景、培训经历、此前任职单位或者其本人因从事同类行为受到处罚情况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提出的“不知道相关行为被法律所禁止,故不具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主观故意”等辩解不能成立。除此之外,还可以收集运用以下证据进一步印证犯罪嫌疑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所从事行为具有非法性,比如犯罪嫌疑人故意规避法律以逃避监管的相关证据:自己或要求下属与投资人签订虚假的亲友关系确认书,频繁更换宣传用语逃避监管,实际推介内容与宣传用语、实际经营状况不一致,刻意向投资人夸大公司兑付能力,在培训课程中传授或接受规避法律的方法,等等。10       对于无相关职业经历、专业背景,且从业时间短暂,在单位犯罪中层级较低,纯属执行单位领导指令的犯罪嫌疑人提出辩解的,如确实无其他证据证明其具有主观故意的,可以不作为犯罪处理。另外,实践中还存在犯罪嫌疑人提出因信赖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相关意见而陷入错误认识的辩解。如果上述辩解确有证据证明,不应作为犯罪处理,但应当对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相关意见及其出具过程进行查证,如存在以下情形之一,仍应认定犯罪嫌疑人具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主观故意:(1)行政主管部门出具意见所涉及的行为与犯罪嫌疑人实际从事的行为不一致的;(2)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意见未对是否存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问题进行合法性审查,仅对其他合法性问题进行审查的;(3)犯罪嫌疑人在行政主管部门出具意见时故意隐瞒事实、弄虚作假的;(4)犯罪嫌疑人与出具意见的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存在利益输送行为的;(5)犯罪嫌疑人存在其他影响和干扰行政主管部门出具意见公正性的情形的。       对于犯罪嫌疑人提出因信赖专家学者、律师等专业人士、主流新闻媒体宣传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的个人意见而陷入错误认识的辩解,不能作为犯罪嫌疑人判断自身行为合法性的根据和排除主观故意的理由。11        负责或从事吸收资金行为的犯罪嫌疑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金额,根据其实际参与吸收的全部金额认定。但以下金额不应计入该犯罪嫌疑人的吸收金额:(1)犯罪嫌疑人自身及其近亲属所投资的资金金额;(2)记录在犯罪嫌疑人名下,但其未实际参与吸收且未从中收取任何形式好处的资金。吸收金额经过司法会计鉴定的,可以将前述不计入部分直接扣除。但是,前述两项所涉金额仍应计入相对应的上一级负责人及所在单位的吸收金额。12       投资人在每期投资结束后,利用投资账户中的资金(包括每期投资结束后归还的本金、利息)进行反复投资的金额应当累计计算,但对反复投资的数额应当作出说明。对负责或从事行政管理、财务会计、技术服务等辅助工作的犯罪嫌疑人,应当按照其参与的犯罪事实,结合其在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依法确定刑事责任范围。13        确定犯罪嫌疑人的吸收金额时,应当重点审查、运用以下证据:(1)涉案主体自身的服务器或第三方服务器上存储的交易记录等电子数据;(2)会计账簿和会计凭证;(3)银行账户交易记录、POS 机支付记录;(4)资金收付凭证、书面合同等书证。仅凭投资人报案数据不能认定吸收金额。(二)、集资诈骗行为的认定14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是集资诈骗罪的本质特征。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区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的关键要件,对此要重点围绕融资项目真实性、资金去向、归还能力等事实进行综合判断。犯罪嫌疑人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原则上可以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1)大部分资金未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或名义上投入生产经营但又通过各种方式抽逃转移资金的;(2)资金使用成本过高,生产经营活动的盈利能力不具有支付全部本息的现实可能性的;(3)对资金使用的决策极度不负责任或肆意挥霍造成资金缺口较大的;(4)归还本息主要通过借新还旧来实现的;(5)其他依照有关司法解释可以认定为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形。15        对于共同犯罪或单位犯罪案件中,不同层级的犯罪嫌疑人之间存在犯罪目的发生转化或者犯罪目的明显不同的,应当根据犯罪嫌疑人的犯罪目的分别认定。(1)注意区分犯罪目的发生转变的时间节点。犯罪嫌疑人在初始阶段仅具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故意,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但在发生经营失败、资金链断裂等问题后,明知没有归还能力仍然继续吸收公众存款的,这一时间节点之后的行为应当认定为集资诈骗罪,此前的行为应当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2)注意区分犯罪嫌疑人的犯罪目的的差异。在共同犯罪或单位犯罪中,犯罪嫌疑人由于层级、职责分工、获取收益方式、对全部犯罪事实的知情程度等不同,其犯罪目的也存在不同。在非法集资犯罪中,有的犯罪嫌疑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有的则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对此,应当分别认定为集资诈骗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16    证明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可以重点收集、运用以下客观证据:(1)与实施集资诈骗整体行为模式相关的证据:投资合同、宣传资料、培训内容等;(2)与资金使用相关的证据:资金往来记录、会计账簿和会计凭证、资金使用成本(包括利息和佣金等)、资金决策使用过程、资金主要用途、财产转移情况等;(3)与归还能力相关的证据:吸收资金所投资项目内容、投资实际经营情况、盈利能力、归还本息资金的主要来源、负债情况、是否存在虚构业绩等虚假宣传行为等;(4)其他涉及欺诈等方面的证据:虚构融资项目进行宣传、隐瞒资金实际用途、隐匿销毁账簿;等等。司法会计鉴定机构对相关数据进行鉴定时,办案部门可以根据查证犯罪事实的需要提出重点鉴定的项目,保证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与待证的构成要件事实之间的关联性。17       集资诈骗的数额,应当以犯罪嫌疑人实际骗取的金额计算。犯罪嫌疑人为吸收公众资金制造还本付息的假象,在诈骗的同时对部分投资人还本付息的,集资诈骗的金额以案发时实际未兑付的金额计算。案发后,犯罪嫌疑人主动退还集资款项的,不能从集资诈骗的金额中扣除,但可以作为量刑情节考虑。(三)、非法经营资金支付结算行为的认定18       支付结算业务(也称支付业务)是商业银行或者支付机构在收付款人之间提供的货币资金转移服务。非银行机构从事支付结算业务,应当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取得《支付业务许可证》,成为支付机构。未取得支付业务许可从事该业务的行为,违反《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四条第一款第(三)、(四)项的规定,破坏了支付结算业务许可制度,危害支付市场秩序和安全,情节严重的,适用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三)项,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具体情形:(1)未取得支付业务许可经营基于客户支付账户的网络支付业务。无证网络支付机构为客户非法开立支付账户,客户先把资金支付到该支付账户,再由无证机构根据订单信息从支付账户平台将资金结算到收款人银行账户。(2)未取得支付业务许可经营多用途预付卡业务。无证发卡机构非法发行可跨地区、跨行业、跨法人使用的多用途预付卡,聚集大量的预付卡销售资金,并根据客户订单信息向商户划转结算资金。19       在具体办案时,要深入剖析相关行为是否具备资金支付结算的实质特征,准确区分支付工具的正常商业流转与提供支付结算服务、区分单用途预付卡与多用途预付卡业务,充分考虑具体行为与“地下钱庄”等同类犯罪在社会危害方面的相当性以及刑事处罚的必要性,严格把握入罪和出罪标准。 三、依法认定单位犯罪及其责任人员20      涉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多以单位形式组织实施,所涉单位数量众多、层级复杂,其中还包括大量分支机构和关联单位,集团化特征明显。有的涉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中分支机构遍布全国,既有具备法人资格的,又有不具备法人资格的;既有受总公司直接领导的,又有受总公司的下属单位领导的。公安机关在立案时做法不一,有的对单位立案,有的不对单位立案,有的被立案的单位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有的仅对最上层的单位立案而不对分支机构立案。对此,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在审查起诉时,应当从能够全面揭示犯罪行为基本特征、全面覆盖犯罪活动、准确界定区分各层级人员的地位作用、有利于有力指控犯罪、有利于追缴违法所得等方面依法具体把握,确定是否以单位犯罪追究。21       涉互联网金融犯罪所涉罪名中,刑法规定应当追究单位刑事责任的,对同时具备以下情形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可以以单位犯罪追究:(1)犯罪活动经单位决策实施;(2)单位的员工主要按照单位的决策实施具体犯罪活动;(3)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经单位决策使用,收益亦归单位所有。但是,单位设立后专门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应当以自然人犯罪追究刑事责任。22       对参与涉互联网金融犯罪,但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是否追究其刑事责任,可以区分两种情形处理:(1)全部或部分违法所得归分支机构所有并支配,分支机构作为单位犯罪主体追究刑事责任;(2)违法所得完全归分支机构上级单位所有并支配的,不能对分支机构作为单位犯罪主体追究刑事责任,而是应当对分支机构的上级单位(符合单位犯罪主体资格)追究刑事责任。23       分支机构认定为单位犯罪主体的,该分支机构相关涉案人员应当作为该分支机构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仅将分支机构的上级单位认定为单位犯罪主体的,该分支机构相关涉案人员可以作为该上级单位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24      对符合追诉条件的分支机构(包括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和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及其所属单位,公安机关均没有作为犯罪嫌疑单位移送审查起诉,仅将其所属单位的上级单位作为犯罪嫌疑单位移送审查起诉的,对相关分支机构涉案人员可以区分以下情形处理:(1)有证据证明被立案的上级单位(比如总公司)在业务、财务、人事等方面对下属单位及其分支机构进行实际控制,下属单位及其分支机构涉案人员可以作为被移送审查起诉的上级单位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在证明实际控制关系时,应当收集、运用公司决策、管理、考核等相关文件,OA 系统等电子数据,资金往来记录等证据。对不同地区同一单位的分支机构涉案人员起诉时,证明实际控制关系的证据体系、证明标准应基本一致。(2)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被立案的上级单位与下属单位及其分支机构之间存在实际控制关系的,对符合单位犯罪构成要件的下属单位或分支机构应当补充起诉,下属单位及其分支机构已不具备补充起诉条件的,可以将下属单位及其分支机构的涉案犯罪嫌疑人直接起诉。 四、综合运用定罪量刑情节25      在办理跨区域涉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时,在追诉标准、追诉范围以及量刑建议等方面应当注意统一平衡。对于同一单位在多个地区分别设立分支机构的,在同一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应当保持基本一致。分支机构所涉犯罪嫌疑人与上级单位主要犯罪嫌疑人之间应当保持适度平衡,防止出现责任轻重“倒挂”的现象。26       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在涉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中的地位、作用存在明显差别的,可以区分主犯和从犯。对起组织领导作用的总公司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发挥主要作用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认定为全案的主犯,其他人员可以认定为从犯。27      最大限度减少投资人的实际损失是办理涉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特别是非法集资案件的重要工作。在决定是否起诉、提出量刑建议时,要重视对是否具有认罪认罚、主动退赃退赔等情节的考察。分支机构涉案人员积极配合调查、主动退还违法所得、真诚认罪悔罪的,应当依法提出从轻、减轻处罚的量刑建议。其中,对情节轻微、可以免予刑事处罚的,或者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应当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对被不起诉人需要给予行政处罚或者没收违法所得的,应当向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检察意见。 五、证据的收集、审查与运用28       涉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证据种类复杂、数量庞大、且分散于各地,收集、审查、运用证据的难度大。各地检察机关公诉部门要紧紧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引导公安机关依法全面收集固定证据,加强证据的审查、运用,确保案件事实经得起法律的检验。29       对于重大、疑难、复杂涉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检察机关公诉部门要依法提前介入侦查,围绕指控犯罪的需要积极引导公安机关全面收集固定证据,必要时与公安机关共同会商,提出完善侦查思路、侦查提纲的意见建议。加强对侦查取证合法性的监督,对应当依法排除的非法证据坚决予以排除,对应当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的及时提出意见。30        电子数据在涉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的证据体系中地位要,对于指控证实相关犯罪事实具有重要作用。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电子数据的形式、载体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对电子数据的勘验、提取、审查等提出了更高要求,处理不当会对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合法性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检察机关公诉部门要严格执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问题的若干规定》(法发〔2016〕22 号),加强对电子数据收集、提取程序和技术标准的审查,确保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对云存储电子数据等新类型电子数据进行提取、审查时,要高度重视程序合法性、数据完整性等问题,必要时主动征求相关领域专家意见,在提取前会同公安机关、云存储服务提供商制定科学合法的提取方案,确保万无一失。31        落实“三统两分”要求,健全证据交换共享机制,协调推进跨区域案件办理。对涉及主案犯罪嫌疑人的证据,一般由主案侦办地办案机构负责收集,其他地区提供协助。其他地区办案机构需要主案侦办地提供证据材料的,应当向主案侦办地办案机构提出证据需求,由主案侦办地办案机构收集并依法移送。无法移送证据原件的,应当在移送复制件的同时,按照相关规定作出说明。各地检察机关公诉部门之间要加强协作,加强与公安机关的协调,督促本地公安机关与其他地区公安机关做好证据交换共享相关工作。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后,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可以根据案件需要,直接向其他地区检察机关调取证据,其他地区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应积极协助。此外,各地检察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发现对其他地区案件办理有重要作用的证据,应当及时采取措施并通知相应检察机关,做好依法移送工作。 六、投资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涉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投资人诉求复杂多样,矛盾化解和维护稳定工作任务艰巨繁重,各地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在办案过程中要坚持刑事追诉和权益保护并重,根据《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依法保证互联网金融活动中投资人的合法权益,坚持把追赃挽损等工作贯穿到侦查、起诉、审判各个环节,配合公安、法院等部门最大限度减少投资人的实际损失,加强与本院控申部门、公安机关的联系沟通,及时掌握涉案动态信息,认真开展办案风险评估预警工作,周密制定处置预案,并落实责任到位,避免因部门之间衔接不畅、处置不当造成工作被动。发现重大风险隐患的,及时向有关部门通报情况,必要时逐级上报高检院。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涉互联网金融犯罪中的新情况、新问题还将不断出现,各地检察机关公诉部门要按照会议纪要的精神,结合各地办案实际,依法办理涉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在办好案件的同时,要不断总结办案经验,加强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研究,努力提高办理涉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的能力和水平,为促进互联网金融规范发展、保障经济社会大局稳定作出积极贡献。在办案过程中遇到疑难问题的,要及时层报高检院公诉厅。        **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7 年6 月2 日印发 
  • **院:商事审判金融相关31个指导案例裁判观点汇总

    **院:商事审判金融相关31个指导案例裁判观点汇总

    **院:商事审判金融相关31个指导案例裁判观点汇总完整目录1、证券公司有限责任保护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完整不受侵害2、未获批准而发行融资债券,发行人和代理人承担无效发行的全部过错责任3、客户与证券公司之间合同关系的性质,不影响证券公司返还客户资产的义务4、信托公司一起部分证券业务和债务与他人组建新的公司,未通知债权人的,债权人有权要求新公司在接受的财产范围内与债务人承担连带责任    5、假借投资托管的名义进行违法的资金拆借签订的合同无效  6、信用证具有独立型,不受基础交易关系的约束7、未办理抵押物登记不影响抵押合同的效力8、票据法律关系与票据基础关系互相独立,票据持有人支付对价且倍数连续的,即可享有票据权利9、涉案的《商业汇票转贴现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均应遵守该协议10、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转贴现协议因违反合同规定而无效,由此造成的转贴现行的损失,由双方根据过错合理分担11、受让人因受让银行债权成为开证申请人心的债权人,申请人应当偿付款项的本金和利息12、银行代开信用证并对外垫付信用证,申请开证人应当及时偿还垫付款项。开证申请人提供物保并办理登记的,开证行有优先受偿权。13、双方的约定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当认定合法有效14、以欺诈手段所签订的合同,若只是使对方违背真实意思属于可变更可撤销合同15、当事人未在票据或粘单上记载“保证”字样,不构成票据保证,保证人的抗辩权可以延伸到基础关系16、进口押汇行为的性质17、用用资人通过诈骗手段造成存款人和银行的损失,如果存款人和银行也有过错,应按各自的过错程度承担责任份额18、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对于用资人位于偿还的款项部分,出资人和金融机构应各自承担50%的兑付义务  19、违约金约定明显高于遇见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调整20、行为人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被代理人对善意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21、通过虚假存款合同建立的借贷关系,违反我国金融法律法规规定,应当认定无效22、一方从事违法行为,第三认为其行为提供便利,根据过错的大小承担赔偿责任23、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关系,应该是关系各方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24、《**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犯罪案件中涉及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在实际当中的应用25、过错责任原则在审理存单纠纷案件中的应用26、人民法院有权受理金融机构资金拆解纠纷   27、同业拆借的主体具有严格的限制   28、假借保险合同实施违法拆借的行为无效29、合同条款的部分无效不必然导致整个合同无效   30、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   31、各专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即各分行和支行均具有民事诉讼的主体资格 1、证券公司有限责任保护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完整不受侵害——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天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清算组、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青年路支行返还扣划结算资金纠纷案(**人民法院案号:(2007)民二终字第147号)【裁判摘要】根据1999年7月1日施行、2004年8月28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综合楼证券公司必须将其经纪业务和自营业务分开办理,业务人员、财务账户均应分开,不得混合操作。客户的交易结算资金必须全额存入指定的商业银行,单独立户管理。严禁挪用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第二百一十二条规定:“本法关于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的规定的实施步骤,由国务院另行规定。”2005年10月27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证券公司客户的交易结算资金应当存放在商业银行,以每个客户的名义单独立户管理。具体办法和实施步骤由国务院规定。”《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证券公司、结算公司、存管银行、结算银行根据证监会要求或遇到客户交易结算资金专用存款帐户、清算备付金专用存款帐户、验资专户出现重大异常情况时,应当及时向证监会报告。”第二十二条规定:“证券公司应当对客户交易结算资金集中统一管理。证券公司下属证券营业部收到的客户交易结算资金,除留足日常备付的部分外,应当交由证券公司管理。”以上规定表明,证券公司对客户交易结算资金拥有管理权,同时负有保证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完整的责任。任何针对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的侵害行为,证券公司都有权并且有责任主张救济。2、未获批准而发行融资债券,发行人和代理人承担无效发行的全部过错责任——郑州市财务开发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郑州办事处与郑州市人民政府、郑州市财政局、中国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营业部债券认购款返还纠纷案(**人民法院案号:(2006)民二终字第85号)【裁判摘要】一、本案是债券认购款返还纠纷。关于建设债券,郑州市财政局作为本案建设债券的发行人,财务开发公司只是建设债券发行的受托人,仅具体办理与认购方签订协议、收转款项开立收据等事项。根据发行目的和发行人的确定,本案建设债券的性质应认定为郑州市地方政府债权。1985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暂不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的通知》,明确规定了各级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本案建设债券发行与认购行为违反了上述行政法规规定,应为无效民事行为。关于短期融资债券,违反了1993年8月2日国务院发布的《企业债券管理条例》第十一条规定,也应当认定无效。二、工行河南省分行与长城郑州办联合在《河南商报》上公告,通知债权转让事项并要求所有债务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长城郑州办履行义务。长城郑州办自联合公告之日起享有本案债权。由于工行营业部及其前身郑州市工行在起诉前多次向财务开发公司、郑州市财政局、郑州市人民政府主张债权,多次发生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故本案债券认购款项的返还诉讼请求权未超过诉讼时效。三、郑州市财政局和财务开发公司没有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性质的建设债券,财务开发公司没有获得批准发行融资债券,应对建设债券和融资债券的无效发行承担全部过错责任。故郑州市财政局作为建设债券发行人,财务开发公司作为建设债券发行的代理人,应当共同返还尚欠的建设债券认购余款200万元,并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赔偿自收到认购款项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损失;财务开发公司应当承担返还3000万元短期融资券认购款项,并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赔偿工行营业部自收到认购款项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损失。郑州市人民政府在本案没有作为民事主体参与民事活动,也未对本案债券发行提供担保,不应承担民事责任。3、客户与证券公司之间合同关系的性质,不影响证券公司返还客户资产的义务——中国旅游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中国旅游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天津证券交易营业部国债返还纠纷案(**人民法院案号: (2006)民二终字第114号)【裁判摘要】一、本案审理的是国债返还纠纷。二审期间,主债务人世纪证券与债权人公积金管理中心自愿达成和解协议,本院已(2006)民二终字第114号民事调解书予以确认。因中旅信托和中旅信托天津营业部没有参加调解,且公积金管理中心在与世纪证券和解时没有放弃对中旅信托、中旅信托天津营业部的请求权,而中旅信托天津营业部就一审判决未提起上诉,故本判决仅就中旅信托上诉请求所涉及的事实和法律适用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二、大港油田公积金分中心在中旅信托天津营业部存入7420万元,并在中旅信托天津营业部提供的股东账户上自行操作购买了本案国债。尽管大港油田分中心没有使用自己的股东账户,而是借用了他人名义,但该行为并不否定其与中旅信托天津营业部之间属于客户与证券公司经纪类民事关系。五无论客户与证券公司之间属于经纪类合同关系还是委托理财类合同关系,证券公司都应当承担返还客户资产的义务。公积金管理中心起诉中旅信托及其分支机构天津营业部并无不当,中旅信托及其中旅信托天津营业部应对本院(2006)民二终字第114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的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民事责任承担赔偿责任。4、信托公司一起部分证券业务和债务与他人组建新的公司,未通知债权人的,债权人有权要求新公司在接受的财产范围内与债务人承担连带责任——中国科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常熟市(法客帝国按:应为“张家港市”)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科技国际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特种金融债券兑付纠纷案(**人民法院案号: (2004)民二终字第198号)【裁判摘要】**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企业一起部分财产和相应债务与他人组建新公司,对所转移的债务债权人认可的,由新组建的公司承担民事责任;对所转移的债务未通知债权人或者虽通知债权人,而债权人不予认可的,由原企业承担民事责任。原企业无力偿还债务,债权人就此向新设公司主张债权的,新设公司在所接受的财产范围内与原企业承担连带民事责任。”根据该司法解释第一条的规定,该解释适用于人民法院受理平等民事主体间建的企业产权制度改造中发生的民事纠纷案件,而不仅仅适用于国有独资企业的改制。本案中国科技国际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将全部证券类业务和超过其总资产50%以上的622126.91万元资产及550160.01万元债务转入中国科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并在其中占68.14%的股份,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第六条规定的企业以其部分财产和相应债务与他人组建新公司的特征。在其转移债务的过程中未通知相应债权人,亦未与债权人就债务的划分达成协议,故债权人有权要求接受财产方在接受的财产范围内与债务人承担连带责任。5、假借投资托管的名义进行违法的资金拆借签订的合同无效——上海元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航天科技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闽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闽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永嘉路营业部证券代理合同纠纷案(**人民法院案号: (2005)民二终字第116号)【裁判摘要】一、当事人签订委托投资协议、国债托管协议及国债托管协议的补充协议,实质上是一方提供资金、接受固定利息,另一方接受资金、支付固定利息,符合资金借贷民事关系的基本特征。因此,该组协议事实上是假借投资托管的名义进行违法的资金拆借,这种以合法形式(委托投资为表现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资金拆借合同)的合同行为应认定无效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二、签订委托投资协议、国债托管协议以及国债托管协议补充协议,这三份协议并非相互独立、没有关联,而是反映了双方当事人确定、调整和变更其权利义务关系的过程,最终确立了一个合同关系,及资金拆借关系。三份协议反映了其确立权利义务关系的过程,不能孤立的看待其中任何一份合同。因此,主张承诺函系针对委托投资协议,而委托投资协议没有实际履行,不应承担担保责任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驳回。三、承诺以特定账户内的股票提供担保,其约定的担保方式虽与担保法的规定不同,但其承诺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是明确的,对方也接受了此种承诺的担保,双方的担保合同成立。但因主合同无效,而担保合同亦无效。6、信用证具有独立型,不受基础交易关系的约束——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市汇通支行委托开立信用证协议纠纷案(**人民法院案号:(2006)民二终字第64号)【裁判摘要】一、本案并不构成议案良俗,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贸易欺诈纠纷与本院审理的委托合同纠纷,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贸易欺诈纠纷案件中,三毛股份的诉讼请求主要基于基础合同关系,而本案的诉讼请求则基于信用证法律关系。二、本案也不存在适用信用证欺诈里外规则的情形。开证行工行汇通支行已经三毛股份同意进行了承兑,且议付行汇丰银行已善意进行了议付,因此不适用信用证欺诈例外规则,上诉人三毛股份主张本案适用信用证欺诈例外规则的理由不能成立。三、本案亦不应使用先刑后民的规定。虽然三毛股份原董事长张晨等人涉嫌信用证诈骗犯罪而被立案侦查,但不能因此免除三毛股份对其工作人员的行为后果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上诉人三毛股份主张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处理,混淆了本案所涉双方当事人之间信用证纠纷法律关系与三毛股份、佛肯集团原负责人刑事犯罪法律关系,其认为本案应先刑后民、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的理由不能成立。四、信用证是独立于基础交易的单据交易,银行以信用证所承担的付款等义务,不受申请人由于其与开证行或者受益人之间的关系而提出的索赔或者抗辩的约束。且根据上诉人开证申请中的承诺三毛股份已构成违约,应向工行汇通支行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7、未办理抵押物登记不影响抵押合同的效力——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满洲里分行与满洲里中欧化工有限公司、北京伊尔库科贸有限公司信用证纠纷案(**人民法院案号: (2009)民二终字第112号)【裁判摘要】本案争议的焦点是《**额抵押合同》是否生效、伊尔库公司是否应当承担担保责任。《**额抵押合同》系在《物权法》实施之后签署,应适用《物权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原审法院适用《担保法》第四十一条处理本案不当,应予纠正。《**额抵押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虽然满洲里建行与伊尔库公司订立合同后未对抵押物房产及土地办理抵押物登记,未办理抵押物登记不影响合同的效力,该抵押合同属有效合同。《**额抵押合同》第三条的约定可见,办理抵押登记手续的主要义务应由抵押人伊尔库公司承担,故未及时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导致抵押权未有效设立,伊尔库公司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即在按合同约定的担保范围内,对担保的债务与债务人承担连带责任。8、票据法律关系与票据基础关系互相独立,票据持有人支付对价且倍数连续的,即可享有票据权利——苏州新区新裕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票据追索权纠纷案(**人民法院案号: (2009)民提字第74号)【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第二款、第三十一条之规定,票据持有人支付了相应对价并能够以背书的连续证明期票据权利的,即享有请求付款人按期付款的权利。本案中,民生总行营业部在接受葡之京公司票据贴现时未按相关规定审查可以证明签发票据真实贸易背景的书面材料,不影响其票据权利。根据《票据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有关“背书不得附有条件,背书时附有条件的,所附条件不具有汇票上的效力”之规定,法律并不禁止票据当事人为不具汇票上的效力的附条件背书行为,而且,《票据法》第三十三条所规定的“背书不得附有条件”之“条件”通常并不包含《票据法》第三十四条所规定的“不得转让”即在,因此,二申请再审人主张民生总行营业部根据贴现协议有关贴现不得附条件的约定即应推知前述“本票不得背书转让”之记载不可能由葡之京公司所作,理由不足。相反,基于《支持结算办法》所倡导的出票人应在票据正面记载“不得转让”的交易习惯,民生总行营业部有理由相信前述背书栏中“本票不得背书转让”之记载不是出票人新裕公司所作。9、涉案的《商业汇票转贴现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均应遵守该协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与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转贴现合同纠纷案(**人民法院案号: (2009)民提字第113号)【裁判摘要】四川中行在向阿拉山口农行农行未支付的延期付款利息及违约金等主张权利,是要求烟台银行依照《商业汇票转贴现协议》的约定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此时四川中行是否持有票据、是否能够退还票据,与四川中行的诉请业已无关。烟台银行对四川中行的利率标准有异议,认为应当按照票据法的规定采用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企业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而不应当是协议约定的同业拆借利率。对此,本院认为,涉案《商业汇票转贴现协议》第六条约定“延误收款期间的利率标准为,提示付款期内按汇票期限同档次同业拆借利率执行,超过提示期的按日息万分之五执行”,该约定系双方当事人真实合意的结果,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四川中行有关撤销原一审判决第二项,撤销二审判决,改判烟台银行给付逾期利息及损失的再审请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的规定,本院予以支持。10、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转贴现协议因违反合同规定而无效,由此造成的转贴现行的损失,由双方根据过错合理分担——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定兴支行承兑汇票转贴现协议纠纷案(**人民法院案号:(2003)民二终字第183号)【裁判摘要】一、承兑汇票贴现行负责人以本单位名义对外签订汇票转贴现(回购)协议形成了该行与相对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该行负责人涉嫌犯罪的事实并不影响该民事法律关系的成立,本案的民事法律关系与该行有关人员的涉嫌犯罪是两个不同的法律事实。在不能证明转贴现行的工作人员涉嫌参与犯罪的情况下,贴现行主张本案应当中止审理的,人民法院不应支持。二、本案证据及二审刑事裁定书认定的事实、犯罪嫌疑人、贴现行负责人、转贴现行经办人员的陈述证明贴现行与转贴现行签订并履行涉案协议的真实目的并非为解决贴现行的头寸不足问题,而是为犯罪嫌疑人违法套取银行资金。转贴现行在发现贴现行在涉案汇票上加盖的汇票专用章不是该行真实印章之后,没有去报案,而是找到犯罪嫌疑人、贴现行负责人,要求贴现行负责人补盖真实印章,同时,犯罪嫌疑人承诺尽快还款。该情节进一步印证了贴现行负责人、转贴现行经办人员与犯罪嫌疑人之间存在以汇票业务套取银行资金的公共意思表示。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涉案协议应当认定为无效。三、涉案协议无效造成转贴现行的损失,依法应根据各方的过错合理分担。在转贴现行及其经办人员对涉案款项被骗存在过错的情况下,转贴现行主张贴现行应负本案全部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11、受让人因受让银行债权成为开证申请人心的债权人,申请人应当偿付款项的本金和利息——天津一汽进出口有限公司与天津中信昊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信用证垫款纠纷案(**人民法院案号: (2008)民二终字第2号)【裁判摘要】一、在本案信用证法律关系中,开证行根据开证申请人的申请开立信用证,按照《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的相关规定,履行了对外付款的义务,申请人不仅申请续做进口押汇还出具了债务确认书,故在开证申请人和开证行之间形成了债权债务关系。该法律关系应当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调整。申请人应当偿付款项的本金和利息。二、本案系信用证垫款纠纷性质,受让人因受让银行债权成为开证申请人新的债权人。在新债权人基于信用证项下垫款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仅向债务人主张债权的情况下,因开证行和外贸代理合同的委托人均不是本案必要地共同诉讼参加人,因此人民法院没有必要追加开证行和外贸合同的委托人为共同被告。12、银行代开信用证并对外垫付信用证,申请开证人应当及时偿还垫付款项。开证申请人提供物保并办理登记的,开证行有优先受偿权。——新疆文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明园支行、新疆协和天然物产有限公司、新疆福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李永辉、乌鲁木齐武钢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信用证合同纠纷案(**人民法院案号: (2008)民二终字第93号)【裁判摘要】建行明园支行为协和公司代开信用证并对外垫付信用证的款项后,协和公司没有偿还银行垫付的款项。原审法院判令写合同公司偿还建行明园支行为其信用证项下的垫付款是正确的。上诉人文华公司将其房产及土地抵押给建行明园支行为协和公司提供担保,办理了抵押登记;建行明园支行取得了上述房产及土地的他项权利证书。上述抵押权的设立合法有效,建行明园支行对文华公司提供的抵押物依法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何庆利既是文华建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又持有文华公司49%的股份,对文华公司涉诉本案的事实是完全知晓的,但文华建筑公司在本案的一、二审中均没有要求参加诉讼,以维护其作为建筑工程承包人的权益。鉴于文华建筑公司并非本案的当事人,故涉及文华公司与文华建筑公司之间的欠款及租赁关系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如果在抵押物上存在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文华建筑公司可以另案解决。13、双方的约定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当认定合法有效——中国工商银行长沙市司门口支行与中国农业银行汩罗市支行欠款纠纷案(**人民法院案号: (2005)民二终字第167号)【裁判摘要】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相应违约责任。本案所涉《承诺函》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当认定合法有效。本案上诉人主张《承诺函》无效从而不承担责任的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支持。14、以欺诈手段所签订的合同,若只是使对方违背真实意思属于可变更可撤销合同——泰安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沂南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返还票据垫付款纠纷案(**人民法院案号: (2005)民二终字第171号)【裁判摘要】一、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生效条件是“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该合同上加盖了双方当事人的公章及其中一方法定代表人的个人印鉴,另一方的授权代理人在该保证合同上签了字。在前述单位法定代表人的个人印鉴还曾在其他函件、报表、合同上使用过,且其不能证明其法定代表人的个人印鉴并非真实印鉴,而是让人思科的,或者虽是真是印鉴,但系他人盗窃后加盖的情况下,应当认定双方当事人约定的特殊生效条件已经成就。二、对于以欺诈手段所签合同的效力,有两种不同的后果,一种是合同无效,另一种是可变更或者可撤销合同。他们的区别是损害国家利益的是合同无效,只是使对方违背真实意思的是可变更可撤销合同。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具体案情对此进行认定。15、当事人未在票据或粘单上记载“保证”字样,不构成票据保证,保证人的抗辩权可以延伸到基础关系——成都市商业银行、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与四川银通电脑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票据、债务纠纷案(**人民法院案号:(2001)民二终字第21号)【裁判摘要】一、保证人必须在汇票或者粘单上记载表明“保证”的字样,才构成票据保证。保证人未在票据或者粘单上记载“保证”字样而另行签订保证合同或者保证条款的,不属于票据保证,人民法院应当适用《担保法》的有关规定。二、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享有债务人的抗辩权。债务人放弃对债务的抗辩权的,保证人仍有权抗辩。因此,保证人抗辩权可以延伸到基础关系及买卖关系。三、保证期间,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数量、价款、币种、利率等内容作了变动,未经保证人同意的,如果减轻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仍应当对变更后的合同承担保证责任;如果加重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对加重的部分不承担保证责任。因此,当主合同实际履行时有关标的物或履行期限有所改变,担保人也并非一概免责。16、进口押汇行为的性质——中国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与新疆国标经贸有限公司、新疆金邦钢铁有限公司、新疆金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疆世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阿拉山口世达物资有限公司、新疆心脑血管病医院(有限公司)、新疆天基钢铁有限公司、孙新云、鲁新民、鲁新安、鲁建新票据纠纷案(**人民法院案号: (2005)民二终字第32号)【裁判摘要】金邦公司在与中行新疆分行签订的两份进口押汇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为:因金邦公司不履行《开立信用证合同》中要求的如期付款义务,中行新疆分行在保留或取得信用证项下单据和货物所有权的前提下,代金邦公司对外付款;金邦公司作为中行新疆分行的受托人,代中行新疆分行保管有关单据,办理该单据项下货物的存仓、保管、运输、加工、销售及保险事项,代为保管货物出售后的货款或将货款存入中行新疆分行指定帐户。其中,双方有关因金邦公司不履行如期付款义务,中行新疆分行保留或取得信用证项下单据和货物所有权的约定,不属于《担保法》所规定的物的担保方式。因此,中行新疆分行在保留信用证项下单据和货物所有权的前提下委托金邦公司销售货物,也不构成《担保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对物的担保的放弃。原审判决认定进口押汇行为实质上是一种以货物抵押为特征的融资方式以及认定中行新疆分行将货物单证交还金榜公司系对权利的放弃,均属定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17、用用资人通过诈骗手段造成存款人和银行的损失,如果存款人和银行也有过错,应按各自的过错程度承担责任份额——驻马店市高新区万利达实业有限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市南阳路支行存款纠纷案(**人民法院案号:(2005)民二终字第161号)【裁判摘要】根据**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的内容和精神,构成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违法借贷,除存在高额利息之外,还需包括出资人、金融机构、用资人在内的至少三方当事人,且存在从出资人向用资人的资金流动和金融机构在其中提供帮助等情形。为此,上述司法解释根据资金的交付和资金的处分规定了四种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违法借贷情形。本案中,尽管犯罪分子向存款人支付高额利息这一事实符合以存单为表现形式违法借贷的特征之一,但涉案款项是在进入银行之后被犯罪分子诈骗出去的,并非存款人或银行指令或帮助贷出的。因此,本案诉争法律关系不属于上述司法解释所规定的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违法借贷中的任何一种形式。银行主张本案系争法律关系为借贷关系的,人民法院不应支持。在涉案款项被犯罪分子诈骗并造成损失方面,存款人和银行均存在过错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各方的过错程度合理划分各自所应承担的责任份额。存款人主张银行承担全部责任的,人民法院不应支持。18、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对于用资人位于偿还的款项部分,出资人和金融机构应各自承担50%的兑付义务——仙桃市西桥农村信用合作社与交通银行宜昌分行、武汉西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存单纠纷案(**人民法院案号:(2005)民二终字第169号)【裁判摘要】本案属于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关于出资人和金融机构共同指定用资人的存单纠纷案件如何处理,本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并没有作出规定,但参照本院此前作出的判决,对用资人未予偿付的款项部分,出资人和金融机构应各自承担50%的民事责任。应当明确的是,根据本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关于对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案件的处理确立的基本原则,即对以存单为表现形式案件的处理,除了金融机构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以及承担部分赔偿责任的,都应当首先由用资人偿还出资人。对用资人的资金和财产不能弥补出资人的本金和利息部分,再由金融机构承担50%的赔偿责任。由于本案中不存在用资人不能偿付出资人本金和利息的问题,也就不存在出资人和金融机构分担民事责任的问题;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银行应当承担兑付义务,偿付信用社存单项下的存款本息。原审判决结果正确,应当予以维持。19、违约金约定明显高于遇见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调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与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科技支行存单纠纷案(**人民法院案号: 法客帝国(Empirelawyers)-案号)【裁判摘要】违约金具有“补偿和惩罚“的双重性质,但以赔偿非违约方的损失为主要功能。违约金主要体现为一种民事责任形式,因此从维护民法的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出发,对数额过高的违约金条款,应适当进行调整。人民法院应当事人的请求,从维护民法的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出发,对数额过高的违约金予以适当减少。原审法院在本案没有逾期利益损失及其他直接损失的情况下,按银行逾期贷款罚息利率日万分之二点一计算违约金数额是恰当的。20、行为人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被代理人对善意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中国农业银行皋兰县支行与中国石化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分公司存单纠纷案(**人民法院案号: (2007)民二终字第140号)【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五)项规定: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理的,裁定中止诉讼;该条第二款规定:中止诉讼的原因消除后,恢复诉讼。鉴于财务公司与皋兰农行双方的存款关系可以由证据“通知存款协议”和“人民币通知存款储蓄存单”得到证明,“担保函”的真伪已经司法鉴定证明,财务公司是否与拜晓琪合谋诈骗皋兰农行也因检察机关的侦查终结未予认定,原审法院据以认定拜晓琪的证言并不影响本案的审理,中止诉讼的原因已经消除,已发回复本案的审理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该代理行为有效。21、通过虚假存款合同建立的借贷关系,违反我国金融法律法规规定,应当认定无效——深圳市佳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诉交通银行中山三分行、交通银行中山分行三乡支行及第三人深圳市宝安万延工业城有限公司、中山市万延电子厂、中山市巨龙工贸有限公司存单纠纷案(**人民法院案号: (2004)民二终字第102号)【裁判摘要】一、原审判决认定本案11份《信托(委托)存款合同》及4份《补充合同》并不存在真实的存款关系,本案当事人之间实际形成的是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关系正确,应予以维持。佳穂公司上诉主张其与三乡支行之间存在真实的存款关系,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二、中山交行、三乡支行关于范政代表的出资人一方向用资人一方付款6000余万元,而用资人一方以付款1.2亿余元,多余的款项应当作为本案债务项下还款的主张,与现已查明的案件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三、依照本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第一款第(二)项第4目的规定,应认定佳穂公司将该两笔款项直接交给了用资人。佳穂公司关于其没有自行转款的主张,因与案件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四、本案资金关系是持续原来范政代表的出资人公司与朱邦一、张洪庄代表的用资人公司之间的资金关系,用资人是由佳穂公司指定的,佳穂公司主张其没有指定用资人的理由不能成立。22、一方从事违法行为,第三认为其行为提供便利,根据过错的大小承担赔偿责任——河北达盛贸易有限公司与交通银行石家庄分行和平西路支行、河北省卫生产业企业集团公司清算组存单纠纷案(**人民法院案号: (2005)民二终字第225号)【裁判摘要】一、本案涉及民商事纠纷与刑事犯罪交叉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处理本案纠纷应当考虑业已生效的刑事判决的判处结果,并根据民法中的过错原则和有关行政法规的规定,判令有关当事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二、结算中心系红十字公司(后更名为集团公司)非法开办的金融机构,其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向达盛公司非法吸储挪用达盛公司的款项,具有重大过错,应向达盛公司承担返还本案款项的民事责任。本案《协议书》约定成立内部银行(后改称结算中心)的本意不是从事非法揽存业务,结算中心并未以交行五办的名义对外从事本案非法活动,交行五办也未收取任何费用,但结算中心从事本案非法活动时,交行五办毕竟为其提供了办公场所,为期票据交换提供了方便,故交行五办也有过错,应按其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23、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关系,应该是关系各方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安西五路证券营业部与中国农业银行西安昆明路支行存款合同纠纷案(**人民法院案号:(2005)民二终字第233号)【裁判摘要】一、根据本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的内容和精神,成立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关系,除存在高额利差之外,尚需包括出资人、金融机构、用资人在内的至少三方当事人,且存在从出资人向用资人的资金流动和金融机构于其中提供帮助等情形。为此,该司法解释根据资金的交付和资金的处分规定了四种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关系情形。无论是四种以存单形式为表现形式的借贷关系情形中的哪种情形,其均应为当事人中三方或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二、根据本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条关于“人民法院应对存单纠纷案件有关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以及承担民事责任的大小依法及时进行认定和处理”之规定,本院认为应当在本案中一并认定双方当事人的过错大小,并判令双方承担相应责任。故上诉人关于其自身过错责任分担问题属另一法律关系并并应由被上诉人通过另案诉讼解决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当时人各自的过错以及相应责任问题。本院认为,本案现已查明的事实表明,当事人均存在重大过错。24、《**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犯罪案件中涉及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在实际当中的应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峡夷陵支行与宜昌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讯康呼叫医生有限公司存单兑付纠纷案(**人民法院案号: (2005)民二终字第242号)【裁判摘要】夷陵工行已从公安局领取了从宜昌商行扣划的款项,但对原审法院和宜昌商行隐瞒了这一情况。宜昌商行在不知实情的情况下签订了调解书。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的可以申请再审。宜昌商行对调解书申请再审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本案的借贷法律关系和抵押关系的形成均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夷陵工行的担保也是有偿的,并已经实际得到了对价。出资人夷陵工行将存单质押后,在主债务人讯康公司未偿还宜昌商行的贷款的情况下,无权要求质押人宜昌商行兑付存单。现夷陵工行持存单的复印件要求宜昌商行兑付存款,原审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是正确的。根据本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犯罪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人员,以该单位的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将取得的财务部分或全部占为己有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外,该单位对行为人因签订、履行该经济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邹中路因诈骗罪被追究刑事责任,不能免除讯康公司依法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本案仍应按照夷陵工行、宜昌商行和讯康公司之间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进行处理。25、过错责任原则在审理存单纠纷案件中的应用——交通银行成都分行人民南路支行与开封机电设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联益华星激光影音制作有限公司存单纠纷案(**人民法院案号: (2005)民二终字第19号)【裁判摘要】根据《**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第(一)项的规定,在出资人直接将款项交与用资人使用,或通过金融机构将款项交与用资人使用,金融机构向出资人出具存单或进账单、对账单或与出资人签订存款合同,出资人从用资人或从金融机构取得或约定取得高额利差的行为中发生的存单纠纷案件,为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案件。对于这类案件,应按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第(二)项区分四种不同情形进行处理。如果不符合上述四种情形的,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并参照上述司法解释相关条款的精神,按当事人过错的大小确定其应承担的民事责任。26、人民法院有权受理金融机构资金拆解纠纷——中国农业银行太原市分行与太原市城区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同业拆借纠纷案(**人民法院案号: (2005)民二终字第196号)【裁判摘要】金融机构之间通过民事合同实施资金拆借的,其行为属于民事行为,资金拆借合同属于民事合同,因此产生的纠纷属于民事纠纷。当事人以金融机构之间存在的行政隶属、管理与被管理关系为由主张该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的,人民法院不应支持。27、同业拆借的主体具有严格的限制——中国农业银行安徽省分行与交通银行海南支行、海南银通国际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拆借资金合同纠纷案(**人民法院案号: 法客帝国-案号)【裁判摘要】同业拆借是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相互融通资金的行为。凡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并在工商行政机关登记注册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均可参加同业拆借。人民银行、保险公司、非金融机构和个人不能参加同业拆借活动。拆借资金合同不同于以拆借资金为表现形式的委托贷款关系,因为委托贷款的委托人只能为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和个人,不能是银行。28、假借保险合同实施违法拆借的行为无效——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局与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甘井子支公司、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保险合同纠纷案(**人民法院案号: (2004)民二终字第20号)【裁判摘要】一、案涉保险公司与客户订立保险合同时约定,无论出现与否,期限届满后均返还保险储蓄金并获得固定赔付,该约定违反了法律规定的未出险不得发生赔付的规定,故本案保险代理协议和家庭综合保险单不具备保险法律关系的性质和特征。二、根据检察院刑事调查查明的事实及本案相关证据,石油管道局通过数家银行委托贷款,巨额资金分笔交给曲文羿控制的公司使用。故本案性质是以保险单为表现形式的非法融资关系,属于无效民事行为。三、石油管道局为了追求高额利差并规避风险,在明知曲文羿控制的公司使用其巨额资金到期未偿还的情况下仍用保险机构签订虚假保单的方式,将巨资交给曲文羿控制的公司使用,存在明显过错,自行承担相应过错责任。保险公司作为专业保险机构,明知固定赔付和定期返还保险储蓄金违反保险法律规定,仍故意协助他人违法融资,亦应承担相应过错责任。太平洋保险集团公司作为法人,应与分支机构大连分公司和甘井子支公司共同承担本案债务。29、合同条款的部分无效不必然导致整个合同无效——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甘井子支公司、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石油天燃气管道局、大连龙兴海运有限公司履约保险合同纠纷案(**人民法院案号: (2004)民二终字第21号)【裁判摘要】管道局与龙兴公司和有关金融机构签订委托贷款协议进行的融资并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禁止性的规定,对于管道局与龙兴公司之间约定的高息部分在原审判决中已认定为无效,且合同条款的部分无效不影响委托贷款合同的效力认定。管道局和龙兴公司在履约中的变更没有改变保险合同的标的和动摇保险合同的基础。因为本案的履约保险合同并不是以融资合同中银行出具存单作为保险合同成立的前提和基础的。本案保险合同签订在先,管道局与龙兴公司融资合同签订在后。太平洋保险大连分公司愿为龙兴公司承保的原因是基于龙兴公司的经济实力,而不是融资中有银行出具存单保证本金安全。保险合同的本质就是由投保人进行投保交纳保险费,把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事故转由保险公司承担。保险人太平洋保险大连分公司签订保险合同时,已明确为投保人龙兴公司向管道局的融资承担履约保险责任,金额为2亿元人民币,太平洋保险大连分公司也是按此数额核收了60万元的保险费。上诉人太平洋保险诸公司上诉称投保人龙兴公司和受益人管道局恶意串通,转嫁风险,证据不足。30、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马艳杰与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期货欠款纠纷案(**人民法院案号: (2005)民二终字第205号)【裁判摘要】证人证言是一种重要的民事证据,但对证人证言的认定应当慎重。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31、各专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即各分行和支行均具有民事诉讼的主体资格——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道里支行与哈尔滨市至祥投资策划有限公司票据付款请求权纠纷案(**人民法院案号: (2007)民二终字第68号)【裁判摘要】**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0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其他组织”是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包括:……(6)中国人民银行、各住那也银行设在各地的分支机构。该条所指分支机构是指各商业银行的分行及支行,因此,作为商业银行分支结构的河松街支行以及道里支行均具有民事诉讼主体资格。本案真正的适格主体应为河松街支行,只不过由于道里支行与河松街支行之间存在这直接的隶属关系以及历史关联性,且由于至祥公司在起诉之时,并不清楚中行内部的机构调整情况,系基于其在道里支行存款的事实而起诉道里支行,原审法院遂基于道里支行与河松街支行之间存在着直接的隶属关系而将道里支行认定为本案被告,该认定虽有一定瑕疵,但尚不影响本案实体判决结果。应予指出的是,本案诉讼主体的确认不具有普遍意义。  
  • 上海高院发布金融商事审判十大案例

    上海高院发布金融商事审判十大案例

    上海高院发布金融商事审判十大案例  目 录 1、**额抵押变更债务人而未办理变更登记将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2、金融消费者不实填写风险测评问卷应自负投资风险3、保险经纪人未尽勤勉义务应对由此导致的投保人损失承担赔偿责任4、保险公司应就概括性兜底免责条款作出明确的指向性说明5、全国首例证券支持诉讼案6、投资者有权对融资融券账户中的投资损失主张赔偿7、合理界定金融消费者的保护限度8、永续债持有人主张解除合同的司法裁量原则9、分级基金网上交易系统显示错误引致的赔偿责任裁量原则10、违反禁止性规定的变相期货行为应认定无效 **额抵押变更债务人而未办理变更登记将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甲银行诉乙公司、丙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裁判要旨**额抵押权人与原债务人、抵押人及新债务人协商一致,将其对新债务人的债权纳入**额抵押债权范围,但未办理抵押变更登记手续的,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抵押权人不能就其对新债务人的债权行使抵押权。基本案情2014年4月8日,甲银行与乙公司签订《基本额度授信合同》,约定甲银行向乙公司提供授信额度1.4亿元,借款期限2014年4月8日至2015年4月7日。同日,丙公司与甲银行签订《**额抵押合同》,约定丙公司以其名下某房产为前述《基本额度授信合同》及其项下的全部债权提供**额抵押担保。同年5月10日,甲银行与丙公司办理抵押登记,登记他项权利种类为**额抵押权、他项权利人为甲银行。 2014年11月5日,甲银行与丁公司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丁公司向甲银行借款2,800万元,期限自2014年11月5日至2015年11月4日。同日,甲银行与乙公司、丙公司及丁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确认前述《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系甲银行与乙公司之间《基本额度授信合同》项下分合同,属于《**额抵押合同》项下的债权范围。后甲银行按约放款。 借款到期后,丁公司未按约归还本金、支付全部到期利息。甲银行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丁公司归还借款本金及支付利息、律师费,并要求乙公司等对丁公司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丙公司名下某房产行使抵押权等。裁判结果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月19日作出(2015)静民四(商)初字第6508号民事判决:丁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甲银行借款本金2,800万元及利息、逾期利息、律师费;乙公司对丁公司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在承担责任后有权向丁公司追偿;对甲银行其它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甲银行、丁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30日作出(2017)沪02民终2890号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裁判理由法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甲银行是否可根据《补充协议》对系争贷款享有**额抵押权,即涉及**额抵押中债务人能否变更问题,应从债权与物权两个层面分析。 债权层面,《补充协议》由各方共同签署,反映了各方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合法有效,应予遵守。因此,对于违反协议的行为,守约方可以要求违约方承担相应责任。 物权层面,我国《物权法》第二百零五条仅规定抵押权人与抵押人可通过协议变更“债权范围”,并未明确允许变更“债务人”,而本案中当事人协议变更了债务人,由此产生了能否把“债务人”的变更理解为“债权范围”变更的问题。 从立法沿革来看,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与2007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关于**额抵押担保的规定均强调被担保的债权“连续发生”, “连续发生”应当指双方之间一种不断沿袭交易的状态,如果变更了债务人,新的债务与以前的债务相比,难以认定为“连续发生”。 从比较法来看,即便允许变更**额抵押债务人的国家或地区,其法律制度也强调应当进行变更登记,不经变更登记,无法行使优先受偿权。 综上,尽管从债权层面《补充协议》合法有效,但从物权层面,结合立法沿革及立法比较来看,当事人协议变更**额抵押权的债务人且未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将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故法院判决支持了甲银行要求丁公司归还借款本金及支付利息的诉请,对于甲银行要求实现抵押权的诉请,不予支持。裁判意义本案涉及**额抵押的协议变更的效力问题。我国物权法对于是否可以协议变更**额抵押的主债务人以及变更主债务人是否需要办理登记等问题并无明确规定。 本案判决认为,如果未进行变更登记,允许抵押合同当事人随意将本不属于**额抵押担保范围的其他债权纳入担保范围,可能会损害其他第三方的利益,如在后顺位抵押权人的利益,或者是抵押人之普通债权人的利益,故最终认定对未办理变更登记的新债务人的债务,银行无权行使抵押权。 本案对细化**额抵押相关的司法规则有一定探索意义,有利于规范金融参与主体的融资行为,提高借贷企业的“去杠杆”意识,有效防控金融风险。 金融消费者不实填写风险测评问卷应自负投资风险——沈某诉甲银行金融服务合同纠纷案裁判要旨金融商品的销售服务业者在提供金融服务时,应当履行金融消费者适格性审查义务,推荐与消费者自身风险等级相匹配的投资产品及服务。因金融消费者自身填写风险等级测评材料不真实,导致其购买投资产品或者接受服务不适当,其应自行承担投资风险。金融机构未就高风险产品进行充分信息披露和风险揭示的,应就投资者损失承担相应责任。基本案情2015年5月8日,经甲银行客户经理贺某推介,沈某于银行柜台申购了申万菱信基金(分级基金)499,922.50份,总额50万元。相关资料显示,沈某于2014年5月22日开立交易账户时,甲银行对其进行了风险承受能力测评。其中,沈某就“家庭年收入”勾选E项(100万元以上),就“投资经验”勾选D项(大部分投资于股票、基金、外汇等高风险产品,且有8年以上经验)。 《评估问卷》测评结果显示沈某风险承受能力属于激进型,适合所有风险产品。2015年5月5日,沈某本人签字的《业务申请表》,银行打印栏显示基金风险级别“高风险”,客户风险级别“激进型”,风险匹配结果“正常”。 录音录像显示,客户经理贺某曾向沈某表示:“基金这个产品不像理财,理财产品到一年、到三个月、六个月肯定会有收益的。基金会有净值变化,有可能上,有可能下,一个阶段可能跌到成本以内,所以要从时间上去化解风险。” 沈某向上海银监局举报后,该局答复:“未发现相关材料由他人冒签的情况……该录音录像对客户经理是否充分揭示风险由于声音不够清晰无法判断。” 2016年1月,申万菱信基金实施不定期份额折算,折算基准日为2016年1月11日,强行调减份额179,475.30份。2016年3月1日,沈某赎回所购买的讼争基金,余额为273,680.79元。沈某遂起诉甲银行要求赔偿其投资损失。裁判结果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31日作出(2016)沪0109民初25028号民事判决:甲银行赔偿沈某损失10万元;驳回沈某的其余诉讼请求。宣判后,沈某、甲银行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31日作出(2017)沪02民终913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裁判理由法院认为:沈某在甲银行处开设账户,长期在甲银行处投资购买理财产品,借助甲银行客户经理的推介服务完成相关交易。甲银行向沈某提供财务分析与规划、投资建议、个人投资产品推介等专业化服务,双方构成以理财顾问服务为主要内容的金融服务法律关系。银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推介或代销理财产品、提供金融服务时,应遵循投资者适格性原则,有义务把适合的产品或服务以适当的方式推介或销售给适当的投资者,防止将不适格的投资者不当地引入资本市场,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 本案沈某在开立交易账户时进行了风险评估测试,评估结果为激进型客户,可以购买高风险及以下风险的理财产品。甲银行在依照评估结果确定客户类别的基础上,向沈某推介相应理财产品的行为并无不当。沈某虽对风险测评报告有异议,认为选项非本人或授意勾选,勾选内容不符合自身实际情况,但其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相关事实。即便测评选项内容与沈某自身实际不符,沈某作为具有较高文化程度、具备长期金融理财经验的成熟投资者,应该仔细阅读并审慎签署相关协议,因自身填写风险等级测评材料不真实,导致其购买投资产品或者接受服务不适当的,应自行承担行为后果,对于自己签名确认的评估内容视为已接受认可,不得事后随意推翻。 除了风险评估问卷外,沈某另签名确认的《业务申请表》、《风险揭示书》均对其作为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等级进行了提示,沈某对此并未提出异议,即便因疏忽大意未注意,也应承担签名确认后的相关法律后果。甲银行代销金融理财产品负有信息披露和风险提示的义务。本案讼争基金系隐含特殊下折机制的分级基金,属于高风险等级理财产品。甲银行称客户经理在介绍推荐讼争基金时详细介绍了讼争基金并提示过相关风险,但录音录像只能证明客户经理在推荐过程中提到了基金的风险,并未详细介绍讼争分级基金的运作方式等相关信息并揭示特别的风险点,故甲银行关于已尽信息披露和风险提示义务的意见不能成立。法院酌情认定甲银行赔偿沈某损失10万元。裁判意义过去数年银行理财市场的“刚性兑付”规则,助长了部分金融消费者不理性的理财行为。随着资管新规的落地, 银行保本理财的“刚性兑付”被打破。本案司法裁判在全面审查金融机构职责的前提下,强调了金融消费者“买者自负”的原则,金融机构与金融消费者在金融服务法律关系中存在专业性及信息等客观不对等性,为了弥补不对等,本案确认了“卖者有责”是前提,金融机构负有事前产品风险披露、金融消费者风险承受能力评级、产品存续期间定期披露、对金融消费者适格性管理的义务。 金融机构各项义务履行到位后,金融消费者因自身原因不审慎购买,如盲目不切实际勾选风评选项、追求测评高风险等级结果、忽视已揭示的风险信息执意购买等,未能履行对自己事务应尽的注意义务,而投资风险等级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不匹配的产品,应由金融消费者对理财损失负责。本案体现了现代金融交易的诚信原则与契约精神,有利于金融机构回归“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健康发展轨道,防范金融风险。  保险经纪人未尽勤勉义务应对由此导致的投保人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甲保险公司、乙保险经纪公司与丙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上诉案裁判要旨保险经纪公司在代理投保人投保时应尽勤勉义务,包括为投保人选择合适的保险产品,并向投保人告知保险合同中责任免除等重要条款。若保险经纪人未尽勤勉义务导致投保人无法获得保险理赔,应由保险经纪人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基本案情乙保险经纪公司为开展业务,与甲保险公司签订预约保险协议(以下简称“大保单”),约定:投保人为乙保险经纪公司的委托人,甲保险公司根据投保人的申请承保货物运输保险。其中第八条约定,陆路运输时应使用集装箱卡车或者全封闭上锁的厢式卡车,否则保险人不负责赔偿责任。 2016年6月6日,丙公司与案外人丁公司签订《公路运输合同》,运输一台录井仪,并由丁公司负责投保事宜。后丁公司转委托乙保险经纪公司向甲保险公司投保综合险并支付保费,甲保险公司出具《国内水路、陆路货物运输电子保险凭证》(以下简称“小保单”),并载明该保单为相关大保单的有效组成部分,两者如有冲突,以大保单为准。丙公司确认收到了小保单和保险条款。但乙保险经纪公司并未将大保单提供给丙公司。 2016年6月7日,案外人刘某驾驶车辆时,由于路面不平,斜坡弯度大,车辆转弯时缆绳断开,货物从车上翻落损坏。丙公司向起诉请求:判令甲保险公司赔偿维修费398,000元、评估费12,000元,乙保险经纪公司对甲保险公司的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裁判结果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26日作出(2017)沪01民终9608号民事判决:乙保险经纪公司赔偿丙公司损失384,684.50元;驳回丙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裁判理由法院认为,系争“大保单”明确约定,陆路运输时应使用集装箱卡车或者全封闭上锁的厢式卡车,否则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甲保险公司之所以对运输工具作出明确要求,乃是因为运输工具对于陆路运输风险的影响重大,采用不同的运输工具,对应的保费亦有较大差异。 集装箱卡车在箱底有卡扣固定,厢式卡车则在底部以焊接固定,上述固定方式能够****保证货物不会因为路面颠簸而翻落。而如果采用普通货车运输,则货物只能通过缆绳捆绑等方式固定,在路面状况不佳的情况下,容易因缆绳断裂滑落等原因导致货物翻落,在安全性上明显低于集装箱卡车或厢式卡车。根据运输车辆驾驶员刘琪的事故情况说明,事故发生的原因系路面有斜度和凹坑,转弯时绑货物的缆绳断开,而车中间的栏板没有插,车尾的栏板断裂,导致货物翻落损坏。显然,若使用集装箱卡车或者全封闭上锁的厢式卡车运输,则货物翻落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 乙保险经纪公司作为专业的保险经纪公司,有义务了解投保人的需要并为其选择适当的险别,同时应当将所知道的有关保险合同的情况和信息,尤其是免责条款如实告知投保人。 本案中,乙保险经纪公司既未向丙公司了解标的货物的运输方式,为其选择能够适用该运输方式的货物险种,也未在投保后将大保单提供给丙公司,将大保单中载明的运输工具要求和免责情形如实告知丙公司,以便丙公司调整运输方式,因此乙保险经纪公司未尽到勤勉义务。 甲保险公司将未采用集装箱卡车或者全封闭上锁的厢式卡车运输作为保险免责的情形,符合保险精算原理,具有合理性。甲保险公司已就上述免责条款向投保人的代理人乙保险经纪公司进行了明确说明,可以据此免除赔偿责任。 由于乙保险经纪公司未尽勤勉义务,导致其委托人丙公司不知上述免责条款,选择了错误的运输方式,无法获得保险理赔,乙保险经纪公司也未针对丙公司的运输要求为其另行选择适合的保险产品,其过错与丙公司的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的规定“保险经纪人因过错给投保人、被保险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乙保险经纪公司应对甲保险公司无法获赔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裁判意义繁荣有序的保险行业离不开保险经纪业务的规范发展,由于货物运输行业的特殊性,货运险业务中常见保险经纪公司的身影。作为投保人的代理人,保险经纪公司的任务不仅仅限于撮合交易,而应当基于专业知识和经验优势,尽到勤勉义务,包括切实了解投保人的投保需要和不同保险产品的差异,为投保人选择正确、合适的保险产品;同时还应当及时向投保人交付保险条款,说明保险合同的责任范围、应当遵守的保险条件、免责情形等对投保人利益具有重要影响的内容,消除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本案的裁判结果符合保险法对保险经纪人勤勉义务的规定,厘清了投保人、保险经纪人与保险人三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明确了保险经纪人应对未尽勤勉义务而导致的投保人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为规范保险经纪行业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保险公司应就概括性兜底免责条款作出明确的指向性说明——甲公司与乙保险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裁判要旨车辆损失保险合同约定“依照法律法规或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有关规定不允许驾驶保险车辆的其他情况下驾车”属于保险公司免责范围。如果保险人未就该条款所指向的具体事项及违反该事项应承担的法律后果等作出明确解释与说明的,则不能引用该概括性、笼统性条款主张免责。基本案情2013年11月21日,甲公司为其名下牌号沪D66386货车在乙保险公司处投保交强险、车辆损失险、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车上人员责任险等。《车辆损失险》责任免除部分第五条、《车上人员责任险》责任免除部分第四条均规定了相同的十项免责事由,其中前九项列举的内容包括驾驶员存在无证驾驶、醉酒驾驶、从事犯罪活动、记分达到12分仍驾驶机动车等情形,第十项均为“依照法律法规或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有关规定不允许驾驶保险车辆的其他情况下驾车”。 保险期间,甲公司允许的驾驶员赵某驾驶该车辆在G60沪昆高速公路与案外人赵某某驾驶的货车车尾碰撞,致被保险车辆、赵某及其车内人员徐某某受伤。 交警部门作出如下认定:赵某过度疲劳仍继续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行驶,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赵某某负事故的次要责任。事后,沪D66386车辆产生修理费13万元、施救费10,910元,驾驶员赵某及车内人员徐某某也花费了相应医疗费。 裁判结果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10日作出(2016)沪0109民初15286号民事判决:乙保险公司支付甲公司车辆损失保险金13万元、车辆施救费10,910元。一审判决后,双方未提起上诉,判决现已生效。裁判理由法院认为,《道路交通安全法》虽规定疲劳不得驾驶车辆,但并不意味着驾驶员疲劳驾驶发生事故后保险公司一律不予理赔,保险公司是否要理赔还要依据保险条款具体约定及保险公司是否对免责事由尽到提示说明义务加以判定。 保险合同作为保险公司单方制定的格式合同,投保人在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上相对于保险人均处于弱势地位,故为平衡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的利益,保险法特别规定了保险人对免责条款的合理提示以及主动明确的说明义务。而本案中系争免责条款系一概括性、笼统性的兜底条款,而非关于免责事由的具体、明确规定。根据保险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精神,即便驾驶员存在醉酒驾驶、无证驾驶等很明显、很严重地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的情况,保险人也须通过免责条款对该免责事由加以明列,且要通过特别字体提示才能发生法律效力。 本案系争兜底条款具有高度的概括性、不确定性,保险人更应在订立合同时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明确说明兜底条款中“其他情况”的具体指向,并对该具体指向的内容通过不同字体予以提示,否则保险公司仅以兜底条款进行概括,这样不仅使得免责条款不能达到指向明确、具体的要求,也使投保人难以准确预测获赔范围,甚至额外减免了保险公司的责任。 本案中,被告仅对概括性的兜底性免责条款进行加黑加粗,并未尽到对免责事由的提示说明义务。此外,被纳入兜底条款的事项,其过错程度应与列举的情形相当。驾驶员疲劳驾驶虽亦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但显然其过错程度不及合同明确列举的九项。综上,被告援引该概括性的兜底免责条款拒赔,依据不足。 裁判意义概括性兜底免责条款,往往成为保险人规避风险的“避风港”。本案的判决明确了保险人应对概括性兜底免责条款的具体指向作出明确说明,并对该具体指向的内容予以提示,较好地平衡了保险人和被保险人间的利益,也有效避免保险人滋生“惰性”,在其自身不对免责条款进行**设置的情况下,仅靠概括性兜底免责条款就能顺利免责。本判决后向保险行业释放了方向性的司法信号,有利于进一步规范保险业务,维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 全国首例证券支持诉讼案——刘某等诉甲公司及鲜某、恽某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裁判要旨证券投资者公益性保护机构以诉讼代理人身份接受中小投资者委托或为其聘请律师提起诉讼,符合《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关于支持诉讼相关规定的,应予以准许。证券市场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法律规定,实施证券虚假陈述行为并致使投资者遭受损失的,应承担相应民事赔偿责任。基本案情刘某等共计十四名原告系甲公司的投资者。2016年3月,上海证监局发布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甲公司存在违法违规的事实,包括未及时披露多项对外重大担保、重大诉讼事项,以及2013年年报中未披露对外重大担保事项,其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规定的虚假陈述行为。 原告认为,甲公司的虚假陈述行为与其投资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在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的支持下,将甲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鲜某和时任公司董事、财务总监的恽某作为共同被告诉至法院。裁判结果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18日作出(2016)沪01民初16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鲜某应当对原告方的投资差额损失、佣金及印花税损失、利息损失进行赔偿,共计2,338,894.33元;被告甲公司及恽某对上述赔偿承担连带责任。宣判后,各方未提出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裁判理由法院认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的规定,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作为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认可的投资者公益性保护机构,与案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其作为诉讼代理人或代为聘请律师支持原告诉讼,符合上述法律规定。 上海证监局既已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甲公司存在虚假陈述行为,并对其进行了行政处罚,则可据此认定甲公司存在虚假陈述的过错。对于原告主张的投资差额损失、佣金和印花税等,法院经审查认为其主张符合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均予以支持。 关于承担赔偿责任的主体,被告鲜某时任甲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应当明知公司重大担保事项应按《证券法》相关规定对外披露,但其未尽管理职责,系涉案虚假陈述行为的直接责任人,应对原告损失承担首要的赔偿责任。甲公司作为被处罚的上市公司,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此外,恽某作为被告甲公司时任董事、财务总监,系《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认定的虚假陈述行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亦应当承担相应连带赔偿责任。裁判意义本案系全国首例证券支持诉讼。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了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作为证券金融类公益机构,本案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依据法律规定提起支持诉讼,支持起诉并参与开庭审理,助力中小投资者维权,首开证券领域支持诉讼先河。 证券支持诉讼是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及民事公益诉讼方面的重大创新,对于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投资者有权对融资融券账户中的投资损失主张赔偿——黎某诉甲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裁判要旨证券侵权责任纠纷中,投资者融资融券账户内的证券虽名义上为证券公司持有,但投资者作为证券的实际持有人,是信用账户的积极管理者和损益承担者,对信用账户内资产享有实质性的财产权利,有权依据《证券法》直接向上市公司主张证券侵权损害赔偿。基本案情2010年3月12日至2013年11月20日,黎某买入甲公司股票共计55,500股,持有至2014年1月27日全部卖出。2013年11月21日,甲公司发布公告称:其于2013年11月20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公司涉嫌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稽查。 2015年6月13日,甲公司发布公告称:其于2015年6月12日收到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因2009年3月至12月,甲公司对于其与乙公司构成关联关系以及关联交易情况均未予以披露,对甲公司予以行政处罚。 黎某遂诉至法院要求甲公司赔偿因上述虚假陈述行为而导致的损失。甲公司认为,黎某部分交易系通过信用证券账户(即融资融券账户)进行,客户信用证券账户内的证券为信托财产,黎某无权主张其信用账户内的投资差额损失,应由证券公司行使相关权利。裁判结果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30日作出一审判决:甲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黎某支付赔偿款696,323.63元;驳回黎某其余诉讼请求。甲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其后申请撤回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23日作出(2017)沪民终196号二审裁定:准许甲公司撤回上诉。裁判理由法院认为,从交易方式来看,融资融券账户是由投资者自主经营、独立操作的账户。根据相关规定,信用账户中证券交易、划转的指令均由投资者自行发出,证券公司的作用在于向其客户提供融资或融券,实际并无操作账户的权利。 从交易结果上看,融资融券账户的盈亏由投资者自行负担。证券公司是资金或证券的出借方,融资融券账户内的资产为证券公司对投资者的债权提供了担保,但证券公司并不承担账户的盈亏。 从各方权利义务上看,证券公司是融资融券账户记录证券的名义持有人,投资者是该证券的实际持有人。证券公司对信用账户内记录证券仅有消极持有的权利,并不能进行积极的管理,实际的管理、收益、处分的权利在于投资者。  对融资融券账户基本特征的上述分析可得,投资者对账户内资产损失有法律上直接的利害关系,有权依法主张投资损失。根据《证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有权主张民事赔偿的主体是证券市场的投资者(或投资人)。投资者是指在证券市场上从事证券认购和交易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本案中,原告黎某等在证券公司信用担保账户中投资认购甲公司的股份,其股份虽名义上为证券公司持有,但其作为实际投资者,有权就其融资融券账户中投资损失主张赔偿。裁判意义近年来,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数量快速增长,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争议问题。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投资者可否就其融资融券交易中信用账户内的投资损失直接主张赔偿。 本案裁判结果明确了投资者作为股份的实际持有人,对信用账户内资产享有实质性的财产权利。我国《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中将信用账户内资产界定为“信托财产”,目的在于为证券公司的债权提供担保,它不等同于《信托法》上的信托,不直接适用信托的基本规则。在证券市场中,投资者通过融资融券账户进行投资与通过普通账户投资在盈亏规则和行权模式上并无本质区别,只是在融资融券交易中嵌套了一层与证券公司的借贷法律关系。 投资者是信用账户的积极管理者和损益承担者,对信用账户内的投资损失有法律上直接的利害关系,有权依据《证券法》直接向上市公司主张证券侵权损害赔偿。本案判决具有一定示范价值,对维护证券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也为证券侵权纠纷中新类型问题的司法处理积累了经验。 合理界定金融消费者的保护限度——张某与某证券公司证券认购纠纷案裁判要旨信用证券账户中签新股后,投资者应履行缴款义务,否则应视为放弃认购。“卖券还款”所得用于偿还信用账户负债的约定属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各方应予遵守。基本案情张某与某证券公司签订了《融资融券业务合同》,开立了融资融券账户,由证券公司提供证券经纪、融资融券等证券服务。2017年2月23日下午14时左右,张某收到短信通知,得知其账户中签新股,应缴纳新股认购款18,850元。其后张某卖出该账户内的其他股票,卖出股票成交金额分别为19,110元、3,181元,委托指令均为“卖券还款”。 张某拟用上述卖券所得金额申购中签新股,但证券公司告知其“卖券还款”所得的金额不能直接用于申购新股,应优先偿还融资融券账户的负债。经协商,证券公司为张某将新股认购款缴纳时间延长至当天16时30分。后张某因银行账户余额不足,转款未成,最终未能认购中签新股。张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证券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48,630元。裁判结果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18日作出(2017)沪0115民初33817号民事判决:驳回张某的诉讼请求。张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月2日作出(2017)沪01民终13735号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裁判理由法院认为:案件的争议焦点是信用账户中签新股后,张某“卖券还款”指令的交易金额是优先用于偿还负债还是用于认购新股。 第一,证券公司根据张某“卖券还款”的交易指令进行操作,并未违反合同约定。《融资融券业务合同》及相关监管规则未规定证券公司对于投资人“卖券还款”所得应优先用于新股认购。 第二,张某仅提供其与另一家证券公司有关工作人员网络通信截屏记录,并不能证明“卖券还款”所得优先用于新股认购属于行业惯例。 第三,张某在与证券公司进行咨询沟通的过程中,证券公司明确告知了张某相关的交易规则和后果。张某在知晓交易规则情况下,未能缴纳认购款项,系因自身过错导致相关损失发生。证券公司的行为未违反合同约定与法律规定,也不存在过错,张某应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综上,法院判决驳回了张某的诉讼请求。裁判意义随着证券市场创新过程中交易方式、交易品种的增加,信用账户可以用于申购新股,证券公司作为经纪服务商随之为投资人开通了该项服务内容。投资人中签新股后,应当履行缴款义务,否则应视为放弃认购。 本案《融资融券业务合同》中明确约定“卖券还款”所得应优先用于偿还信用账户负债,该约定属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亦未违反监管规定,故合法有效。对于投资人关于“卖券还款”所得应优先用于申购新股的主张,在当事人未对此达成新的约定,监管规则亦无明确要求的情况下,双方应恪守原合同约定。 本案判决合理厘定了金融消费者保护的限度,维护市场交易规则,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金融司法支持。 永续债持有人主张解除合同的司法裁量原则——甲公司诉乙公司债券交易纠纷案裁判要旨永续债是指不规定到期期限,债权人不能要求发行人清偿本金,但可按期取得利息的一种有价证券。永续债的发行人存在怠于履行相关披露义务等行为,足以影响持有人出卖债券获益的可能性的,发行人构成根本违约,持有人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基本案情2015年11月11日,乙公司(即发行人)发布《募集说明书》,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15中城建MTN0022015”中期票据(又称永续债),该债券无固定到期日,于发行人赎回时到期,赎回权为发行人所有,投资者无回售权;采固定利率5.35%;起息日为2015年11月23日,付息日为自2016年起每年的11月23日,发行人有权递延支付利息。 甲公司(即持有人)持有该债券总计5,000万元,其以乙公司在募集期隐瞒部分信息、在履约过程中多次出现违约事件导致评级下降及未及时披露相关信息,且以行为表明不履行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主要义务为由,要求解除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并要求乙公司偿还本金、赔偿利息损失。裁判结果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6日作出(2017)沪0101民初13670号民事判决:解除涉案《募集说明书》;乙公司支付甲公司票据本金并赔偿相应利息损失。乙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28日作出(2018)沪02民终3136号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裁判理由法院认为:《募集说明书》为甲公司与乙公司之间的有效合同,双方均应全面履行合同约定的各自权利义务。 乙公司在募集时对公司股权结构作不实陈述,在涉案票据存续其间,未披露转让票据用途、所涉公司股权及控股股东变更等重大事项,亦未按约定期披露年报和季报,已构成《募集说明书》项下的违约事件。债券持有人通过流通债券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是其持有债券的重要目的之一,也是债券市场存在的重要价值之所在。披露募集资金用途变更、发行人控股股东变更、资产转让、定期财务报表等信息,属于企业重大事项信息披露的**要求。乙公司多次未按约披露信息,直接影响投资者对企业信用风险、投资价值的判断,以及投资者的投资信心,从而导致涉案债券缺乏市场流通性。 据此,甲公司欲通过出售票据收回本金的目的已难以实现,故乙公司未披露公司重大事项之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 此外,乙公司主体及涉案债券的信用等级均被联合资信从发行债券时的AA+级下调至C级,代表该公司已不能偿还债务。乙公司未能按约履行其他多支债券的给付义务,并于2016年12月至2017年1月,转让了其持有的四家公司的全部股权。上述事实充分体现了乙公司的偿债能力在合同签订后已明显下降。 在此情形下,甲公司通过函件、债券持有人会议等形式要求乙公司提供履约担保或提前兑付系争债券,乙公司拒绝履行。甲公司据此要求解除双方合同关系,于法有据,故法院予以支持。裁判意义永续债是近年来发展较快的国内非金融企业债券产品,与普通债券相比,其最大的特点是无固定到期日、发行人可递延支付利息并有权决定是否行使赎回权。该特点导致永续债持有人在救济途径上较为被动,对于发行人在募集期及债券存续期未尽到如实披露义务是否足以影响投资者理性的投资判断以及后续的投资决策,以及对于发行人递延支付利息、不予赎回的行为,持有人无法援引法律层面的依据加以限制,并且在永续债是否到期及利息是否支付几乎完全取决于发行人的情况下,持有人如何举证证明发行人存在根本违约、要求解除合同,存在巨大的法律障碍。 本案判决体现了法院对于新类型金融产品的结构性深度理解、法律规定的透彻掌握以及法律技巧的适当运用,在缺乏具体法律规定和监管规则的情况下,尊重双方合同约定,并以《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关于根本违约的规定出发,综合分析发行人怠于履行披露义务、重大资产变更、相关评级下降等因素,结合永续债持有人的投资目的和获利方式,从而认定发行人的行为足以构成根本违约,支持持有人要求解除合同、支付票据款并赔偿相应利息的诉请。本案判决对于维护债券市场稳定、保护投资者权益而言存在重要意义。 分级基金网上交易系统显示错误引致的赔偿责任裁量原则——甲某诉乙公司、乙公司营业部证券投资基金交易纠纷案裁判要旨分级基金交易中,证券公司应对其指定客户使用的交易软件故障风险承担责任。认定损失金额时,根据基金总体走势、客户交易过程等合理推断损失计算的起点;责任分配时,根据市场风险、操作风险与故障报错之间的因果关系,合理分配证券公司应当承担的责任。基本案情甲某在乙公司营业部开户,使用乙公司指定的钱龙系统进行交易。2015年7月13日,甲某通过钱龙交易系统购买了易方达基金公司作为管理人的150107易基中小板B基金。2015年8月25日基金交易收盘后,甲某收到下折短信提示后发现网上交易系统显示的基金净值数据存在严重错误。 甲某自2015年7月13日购入易基中小板B基金,之后走势平稳,但事后得知持有系争基金的35个交易日中,有10个交易日出现基金净值显示错误的情况,特别是下折前关键的6个交易日中有4个交易日(分别为8月19日、8月24日、8月25日、8月26日)出错,8月26日该基金发生下折,8月28日恢复交易,8月31日甲某抛出所有基金。甲某认为基金净值显示错误误导客户判断,使其遭受巨大损失,故诉请要求乙公司、乙公司营业部赔偿其损失共计148,502元。裁判结果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19日作出(2016)沪0101民初11015号民事判决: 乙公司营业部、乙公司赔偿甲某经济损失30,000元;驳回甲某其余诉讼请求。甲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19日作出(2017)沪02民终1089号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裁判理由法院认为:在综合考量合同双方掌握信息、控制风险能力以及因网上交易系统获利情况等因素后,经平衡证券公司与投资者之间利益,认定证券公司需对因系统故障风险承担较多的责任。 一、证券公司负有向投资者提供作决策时参考的正确信息及资料之义务,涉案基金报错非不可避免的客观原因所致,超出了数据传输延迟的合理期间,故乙公司与乙公司营业部需承担违约责任。 二、关于基金净值显示错误导致的损失。各方对止算日及计算方式无异议,争议点在于起算日,甲某主张首次以报错日8月19日为准,但未能向法院说明其具体止盈措施,且法院根据该日之后两日净值显示正确情况下甲某的实际交易行为推断,甲某在8月19日看到正确的基金净值后必定选择空仓离场的可能性极小,故否定以该日作为起算日,转而认定下一个报错日为起算日。止算日的交易价格在**价和**价之间酌定中间价1.112元来计算损失,损失额为94,542.89元。 三、因果关系问题。法院认为,分级基金净值并非判断分级基金风险的唯一因素;综合甲某当庭的陈述及交易习惯,下折日前即便钱龙软件显示了正确的净值,也并不足以使甲某作出以跌停价的价格抛售所有基金的决定;甲某的损失与当时的系统性风险密切相关;即使甲某在8月24日开盘后即委托交易,是否能够在价格大幅下跌的市场中实际成交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钱龙软件并非甲某获取基金净值的唯一渠道。 综上,法院认为,虽然钱龙软件显示的基金净值存在延迟现象,但并非影响甲某作出交易决策的唯一因素。因此,酌情认定乙公司、乙公司营业部应当赔偿甲某经济损失30,000元。裁判意义网上证券交易以其成本低、效率高、信息全面、自由度高等特点受到越来越多投资者的青睐,成为主流证券交易方式。由于网上证券交易高度依赖网络技术,存在因网络系统故障而影响正常交易的风险。 本案判决确立了证券公司需对因系统故障风险承担较多责任的原则,具体到案情,投资者使用证券公司指定的交易软件显示的分级基金净值存在严重延迟,证券公司需对此承担较多责任。在具体认定责任范围和因果关系方面,需要综合分级基金的交易特点、市场总体走势、投资者具体操作行为等因素,厘清市场风险、操作风险与净值显示错误引致的损失,合理认定净值显示错误所导致的损失大小。 本案系争分级基金的下折损失发生于2015年股灾期间,分级基金本身属于风险较高、专业性较强的交易品种,该案判决集中体现了司法对市场的尊重和规制,合理平衡产品创新与投资者利益保护,维护了正常的金融秩序。 违反禁止性规定的变相期货行为应认定无效——甲某诉乙贵金属经营公司、丙商品交易市场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裁判要旨交易主体仅具有现货交易的资质,但其交易行为具备采用标准化合约方式进行、保证金交易模式、反向操作或对冲平仓了结权利义务、集中交易等特点,且不以实物交收而是以在价格波动中通过对冲平仓获取差额利益为目的,则该交易行为应认定为变相期货交易,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而归于无效。基本案情乙公司的经营范围为金属材料。丙交易市场的商品交易种类为贵金属现货交易。乙公司与丙交易市场约定,丙交易市场为乙公司提供会员席位及交易、结算、交割设施和服务,乙公司向丙交易市场缴纳综合类会员费。乙公司按丙交易市场规定留存履约保证金。甲某系乙公司客户,《客户协议书》载明:乙公司作为丙交易市场的会员,与甲某就丙交易市场上市的所有品种进行交易;交易品种采用保证金的形式进行;甲某需支付手续费、延期费等。 乙公司以“投资者账户风险率”来计算投资者的持仓风险,风险率的计算方法是:投资者账户风险率=投资者权益÷持仓占用交易保证金。当投资者账户风险率小于100%时,投资者交易保证金不足,需要追加交易保证金,否则投资者只能减少持仓数量,直至账户风险率等于或大于100%;当投资者账户风险率小于50%时,交易中心将投资者剩余持仓进行全部强行平仓。 《客户协议书》所附《风险提示书》还载明:1、投资者需要了解交易中心的贵金属交易业务具有低保证金和高杠杆比例的特点,投资者必须有条件满足随时追加保证金的要求,否则将被强行平仓。2、交易中心以贵金属现货市场价格为基础,该价格可能会与其他途径的报价存在微弱的差距。丙交易市场交易规则为:会员可以选择交易市场中间指导价或者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定价作为挂牌交易价,中间指导价指交易市场采用伦敦(LME)即时行情价格,综合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兑换美元基准汇率作为中间指导价;现货挂牌交易采用预付交易保证金的形式进行。 甲某在丙交易市场提供的金属交易系统中就商品“白银批发100kg”及“白银批发50kg”进行了高频交易,合计亏损130余万元,故甲某来院诉讼,要求乙公司返还亏损,丙交易市场对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责任。裁判结果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月9日作出(2015)虹民五(商)初字第4948号民事判决:乙公司、丙交易市场返还所收取的手续费、延期费;乙公司偿还甲某70%交易损失,丙交易市场承担连带偿付责任。乙公司、丙交易市场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26日作出(2017)沪02民终2824号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裁判理由法院认为:关于涉案交易行为的定性问题,根据《期货交易管理条例》以及证监办发【2013】111号《关于认定商品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的标准和程序》之规定,认定交易活动是否为期货交易,应主要结合形式、目的两方面因素进行判断。 就形式要件而言:第一,交易是否以标准化合约的方式进行;第二,是否采用保证金交易模式即通常说的“杠杆”;第三,是否可通过反向操作、对冲平仓方式了结自己的权利义务;第四,是否通过集中交易方式进行交易。 就目的要件而言,交易是以实物交收、转移商品所有权为目的,还是只以在价格波动中通过对冲平仓获取差额利益为目的。 本案中,从形式要件来分析,第一,甲某在建仓单时主要是选择买、卖及手数,并不能对交易商品的其他参数进行选择,应认定交易标的具有同质性,合同格式系标准化合约。第二,《客户协议书》及《交易规则》均表明涉案交易采取保证金交易模式。第三,涉案白银交易均系通过卖出(买进)白银来对冲之前所买进(卖出)的白银,即该交易采用了对冲平仓的方式了结自身权利义务。第四,就交易方式而言,乙公司不断地向众多投资者提供报价并按照自身报价付出资金与之成交从而为市场提供即时性和流动性,符合做市商机制特征,涉案白银交易方式具有集中交易特征。 从目的要件来分析,涉案白银交易从未进行过实物交割,且甲某在没有白银现货的情况下,在丙交易市场上进行的首笔交易即为“建仓-卖出”,丙交易市场作为交易平台亦允许投资者进行这样的操作,故认定涉案交易并不以白银实物交付为交易目的。 综上,法院认为涉案白银交易在形式要件和目的要件上均符合期货交易特征,应认定为非法期货交易。根据《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四条和第六条的规定,涉案白银交易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  关于甲某亏损的负担问题,合同被认定无效后因合同取得的财产在合同无效后均应予以返还,如还有损失,则根据各当事人过错程度承担损失。对于乙公司及丙交易市场从无效的白银交易中所获得的手续费、延期费均应返还。至于交易亏损,因该损失产生主要系因乙公司利用其熟悉并掌握的贵金属交易规则采用非法期货形式与甲某进行白银交易所致,故其对损失应当承担主要责任。但甲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理财市场风险应具有一定认知,其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轻信投资电话,并将身份证、银行卡照片等重要信息传送他人,足见其参与此次白银交易的不谨慎,对交易亏损具有一定过错,应承担一定责任。 故法院认定乙公司对交易亏损金额承担70%的主要责任,甲某承担30%的次要责任。丙交易市场作为交易平台,应对有关交易结算、交割的系统设置和服务进行维护、管理,保障投资者在交易平台中所进行的交易合法有效,故对于交易亏损部分,丙交易市场在乙公司70%的责任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裁判意义场外非法期货行为是当前金融市场多发的一种非法行为,破坏了证券期货市场的健康发展。本判决通过提炼、归纳期货交易的特征,将涉案交易模式进行分解对比,认定涉案交易行为具有期货交易的形式要件和目的要件,从而厘清了此类案件的裁判思路。 本案由司法机关直接作出涉案交易行为无效的判决,弥补了投资者的巨额损失,较好地保护了投资者利益,对规范证券期货交易秩序具有积极意义,为资本市场的健康运行和金融市场风险防范提供良好的司法保障。来源|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 十大涉自贸区金融审判典型案例

    十大涉自贸区金融审判典型案例

    十大涉自贸区金融审判典型案例2017年11月15日,浦东新区法院召开新闻通气会,发布涉自贸试验区金融商事审判白皮书(2013年-2017年)及十大金融审判典型案例,通报该院开展金融商事、刑事和行政“三合一”审判工作机制的运行情况。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涉自贸试验区金融审判典型案例(2013年11月至2017年10月) 目   录一、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与樱达生活电器(中山)有限公司等金融衍生品交易纠纷—— 汇率掉期交易提前终止的违约责任二、宝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与保定天威集团有限公司证券纠纷案——债券合同法律关系下发行人默示拒绝履行行为的认定三、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浦东开发区支行与上海唐川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保理合同纠纷案——保理合同和基础合同效力的区分                       四、侯某与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后长街证券营业部证券经纪合同纠纷案   ——分级基金下折案件中证券公司销售适当性义务的认定 五、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与武汉钢铁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上海中琦贸易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动产融资差额回购协议的法律效力       六、中银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与上海朱港砼制品有限公司、聂某、韩某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贷款保证保险人行使代位求偿权的范围             七、万丰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宜昌金太源工贸集团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 ——售后回租合同中回购权条款的法律效力八、李某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擅自从事网约车运营对保险责任的影响      九、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与德迅物流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案—— 涉外保险案件中冲突规范的识别原则               十、波驷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尼某、陈某逃汇案—— 虚构转口贸易对外付汇的刑事责任                    案例一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与樱达生活电器(中山)有限公司等金融衍生品交易纠纷案——汇率掉期交易提前终止时,认定违约责任应以我国《合同法》为基本依据,同时充分考虑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国际惯例,结合诚实信用原则和商业合理性原则确定提前终止款项的市场公允价值。一、基本案情花旗银行与樱达公司签订《衍生交易主协议》,约定分别在2014年10月27日等五个结算日进行人民币兑换美元远期外汇交易。协议履行期内,樱达公司负责人去向不明,厂区停产。2014年3月18日,花旗银行根据主协议的约定向樱达公司发出保证金通知,要求樱达公司立即交付所需保证金并签订账户质押协议,但樱达公司未予交付。2014年3月19日,花旗银行向樱达公司发出提前终止通知,指定2014年3月20日为提前终止所有未完成交易的提前终止日并进行反向交易处理。花旗银行根据主协议的相关规定计算出提前终止款项,并于2014年3月24日通知樱达公司在2014年3月27日前向其支付,但樱达公司未予履行。花旗银行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樱达公司偿还提前终止款项人民币4,184,550元以及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等。被告樱达公司等均未应诉答辩。二、裁判结果法院认为,花旗银行与樱达公司签订的主协议合法有效,当事人理应恪守。樱达公司的行为构成了主协议下的终止事件,花旗银行根据主协议的约定确定提前终止日并要求偿还提前终止款项及利息,具有相应依据。对于樱达公司应当承担的提前终止款项数额,应根据本案系争被终止掉期交易所体现的公允市场价值为准则来进行计算。同时,根据金融衍生品交易惯例,花旗银行为系争被终止交易安排的相关对冲风险交易所产生的合理损失也应当作为计算依据,花旗银行计算的提前终止款项金额准确。故法院依法判决,支持了花旗银行的上述诉请。三、典型意义随着上海自贸试验区金融服务领域的逐步扩大开放,场外金融衍生品交易在提升金融市场的宽度和深度、有效增加市场流动性、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得以发挥,其套期保值、锁定风险等价值功能也日益受到各类投资贸易主体的青睐,因此成为金融市场开放创新的重要领域。本案中,花旗银行通过安排反向交易进行提前交割,实质上是采取了国际掉期与衍生工具协会(ISDA)推出的ISDA主协议终结款项法的计算思路,将所有未完成交易提前至终止结算日进行,通过对掉期点的计算拟制出所有未完成交易在提前终止结算日所适用的远期汇率,旨在取得与原始交易相同的经济效果。判决在确定提前终止款项的具体金额时,考虑到花旗银行在提前终止日之后合理可行的最短时间即确定了提前终止交易的结算日,符合商业合理性原则;同时,其依照计算模型得出的掉期点恰好落在两个独立第三方机构同时期公布的掉期点数据之间,亦符合终止款项法关于“依据一个或多个第三方提供的相关市场数据资料”的要求,故认为其计算结果属于市场公允价值,判令对其诉请予以支持。本案的裁判既立足于本土化的交易规则,又体现了对金融衍生品国际交易惯例的尊重和对该类交易自身特点的遵循,充分发挥了司法裁判对自贸区金融开放创新的价值**作用。案例二宝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与保定天威集团有限公司证券纠纷案——公司发行多项债券时,每一项债券的发行和兑付均具有独立性,发行人在其他债券项下的违约事实并不当然构成对未到期债券之兑付义务的默示拒绝履行,该未到期债券的持有人不能以此为由要求发行人提前兑付。一、基本案情2011年2月,天威集团发行面值总计10亿元的2011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简称天威MTN1),期限五年,票面利率5.85%,利息兑付日为2012年至2016年每年的2月24日,本金兑付日为2016年2月24日。2011年4月,天威集团又发行了2011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简称天威MTN2)。2012年4月5日,宝钢财务公司通过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购入面值5,000万元的天威MTN1债券。2015年4月21日,天威集团发布公告称,因公司发生巨额亏损,天威MTN2未能按期兑付当年利息。2015年6月25日,天威MTN1票据持有人会议决议要求对该债券提前加速到期,并将进行民事诉讼。宝钢财务公司认为,天威集团已经丧失兑付能力,显然不能于到期日履行兑付义务,故根据《合同法》第一百零八条的相关规定请求判令天威集团立即按面值兑付5,000万元天威MTN1债券的本金和利息。后因天威集团进入破产重整程序,故宝钢财务公司将诉讼请求调整为判令确认对天威集团享有债权本金5,000万元以及截至进入重整程序前的利息。二、裁判结果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天威集团是否存在《合同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默示拒绝履行(预期违约)行为。从双方合同约定看,并未赋予宝钢财务公司在本案情况下主张提前兑付的权利。从《合同法》的规定来看,天威集团对涉案债券一直按期兑付利息,无论从主观上还是行为的外化表现上,均未“表明”其将不履行涉案债券的兑付义务。天威集团虽对其他债券存在违约行为,但每一项债券的发行和兑付均系独立履约行为,对其中任何一项债券丧失兑付能力并不必然延及其他债券的兑付结果,因此,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天威集团出现了《合同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预期违约的情形,法院对宝钢财务公司该项主张不予采纳。鉴于天威集团的重整申请已被法院裁定受理,宝钢财务公司就涉案债券形成的债权应视为到期,故其要求确认对天威集团享有债权本金5,000万元及相应利息的主张,法院予以支持。三、典型意义发行企业债券作为直接融资的途径之一,对实体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但债券一旦发生违约,就会对金融市场的稳定产生较大影响。维护债券市场的有序发展,对保障服务实体经济,实现上海自贸试验区金融市场开放性、自主性、稳定性的统一均具有重要意义。天威集团宣布MTN2利息违约,是国内首例国企发行人公募债券违约事件。本案即为在此背景下,天威MTN1债券的持有人在债券尚未到期时起诉发行人要求提前兑付的证券纠纷。该案虽然最终因天威集团进入破产程序而转化为确认债券持有人享有破产债权,但其中折射的相关法律问题仍然值得关注。判决认为判断债券发行人是否构成预期违约,应当根据合同法规定的条件严格认定,一方面警示债券当事人应尊重契约精神,依照合同约定、法律规定主张、行使自身权利,另一方面亦通过保障债券发行人及持有人的合法权益,为稳定自贸区债券市场、防范化解金融系统性风险提供了司法保障。案例三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浦东开发区支行与上海唐川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保理合同纠纷案——应收账款不存在真实的基础交易关系,保理人善意且无过失的,保理合同有效,但应收账款债权转让不成立;债务人出具应收账款确认函的,视为债的加入,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一、基本案情工商银行与唐川公司签订《保理业务合同》,约定唐川公司将其对邯钢公司享有的应收账款债权35,095,313元转让给工商银行。工商银行在取得加盖邯钢公司印章的应收账款确认函后,向唐川公司支付了保理融资款2,000万元。但融资到期后,邯钢公司未向工商银行付款,故工商银行起诉要求邯钢公司支付应付账款,同时要求唐川公司承担回购责任。唐川公司未作答辩,邯钢公司则辩称系争应收账款不存在真实交易基础,涉案买卖合同及发票均系伪造,故不同意承担付款责任。二、裁判结果法院认为,在现有证据条件下,工商银行关于系争应收账款存在真实基础交易关系的主张不能成立。但涉案《保理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工商银行在取得加盖邯钢公司印章的应收账款确认函后向唐川公司支付保理融资款,鉴于邯钢公司未能证明原告明知或因重大过错不知基础交易关系虚假,故《保理合同》合法有效,唐川公司应承担回购责任。对于邯钢公司的责任,因工商银行未证明保理合同项下的应收账款存在真实的基础交易关系,其从唐川公司处受让应收账款债权的事实亦无法成立,故法院对原告要求邯钢公司承担付款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但鉴于邯钢公司承认其的确在应收账款确认函上加盖公章,表明其已明确知晓唐川公司对原告负有债务,并体现出愿意加入原告与唐川公司的债务关系、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的意思表示,故法院认定邯钢公司应就唐川公司对原告的欠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三、典型意义保理是以应收账款转让为前提,集应收账款催收、管理、坏账担保及融资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在国际上运用广泛。保理独特的融资模式,使得企业的应收账款得以转变为现金收入,有效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内大力推广保理业务对加快资金流通、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均具有积极意义。本案系一起银行保理业务引发的纠纷,由于银行保理关系的核心是债权人与银行之间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因此,脱离了真实交易基础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不能成立。但保理交易涉及基础合同和保理合同两个法律关系,本案的保理合同关系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或可撤销事由,故依法成立。本案判决以保理合同与基础合同的关系为评判核心,同时兼顾考量当事人对债的加入之意思表示,既维护了债务人的合法权益,又保障了银行金融债权的合法实现,对规范自贸区内保理业务的有序开展、促进保理市场健康发展均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案例四侯某与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后长街证券营业部证券经纪合同纠纷案——在证券经纪合同中,证券公司风险提示义务的对象系作为合同相对人的投资者;在分级基金买卖过程中,作为证券经纪商,证券公司并非基金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其遵守销售适当性义务的情况下,基金下折的风险不应由其负担。一、基本案情侯某在长江证券申请开立资金账户,经测评,侯某的风险承受能力为激进型。2015年5月28日,侯某共认购长盛中证一带一路基金99,058份额,每份额净值1元。2015年6月8日,根据《招募说明书》和《基金合同》的约定,侯某所购的基金份额自动折算成一带一路母基金19,812份、一带一A子基金39,623份、一带一B子基金39,623份,每份额净值均为1元。截至2015年7月7日,侯某经过相应的买入卖出操作,共持有一带一路母基金100份、一带一B子基金161,000份。2015年7月9日,涉案基金触发下折,侯某持有的一带一路母基金以0.526元的价格下折41份、一带一B子基金以0.430元的价格下折132,081份。截至2015年7月27日,侯某持有的一带一路母基金份额为59份,市值为69.62元,持有的一带一B子基金份额为28,919份,市值为43,089.31元。侯某遂以长江证券违反诚信原则和如实告知义务,构成违约为由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后者赔偿131,648.60元。长江证券认为,侯某是可以购买分级基金的适格投资人,买卖盈亏风险应由侯某自行承担。二、裁判结果法院认为,第一,双方在形成经纪业务关系时,长江证券已向侯某揭示了证券投资的风险,并经侯某确认知晓,侯某的妻子获知并持有侯某资金账户的密码进行证券基金交易操作的后果应归于侯某。第二,侯某认购涉案基金时,长江证券作为代销人未违反销售适当性义务;在侯某买卖涉案基金时,长江证券作为证券经纪商,对侯某进行了风险测评,并已经尽到了风险告知义务,未违反合同约定。故法院在综合考虑长江证券的义务履行情况和侯某的自身投资经验后,判决驳回侯某的诉讼请求。三、典型意义分级基金是一种创新型基金,也是上海自贸试验区内金融机构业务创新的一种,其运作模式和收益分配均与传统基金差别较大。2015年股市急剧震荡之后,大量分级基金纷纷下折,导致投资者遭受了重大损失,不少投资者诉至法院,认为分级基金具有杠杆属性,证券公司未履行相应的风险告知义务,要求证券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在这类案件的审理中,法院认为,在“卖者尽责”的前提下,投资者对交易风险应遵循“买者自负”的原则。本案中,长江证券已尽到了销售适当性义务。对于如何在“买者自负”和“卖者有责”之间进行有效的平衡,需作如下考量:第一,重点审查证券公司在进行风险提示时是否存在失范行为,并从契约正义的角度审查证券公司对投资者适当性审查义务的履行程度;第二,尊重契约自由,合理分配举证责任,要求证券公司对其合规经营行为承担举证责任;第三,根据个案情况,结合投资者的投资经验,确立证券公司告知说明义务、风险提示义务的衡量标准,从而进行综合认定。案例五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与武汉钢铁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上海中琦贸易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贸易链融资中,当事人基于真实意思表示签订的动产融资差额回购协议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恪守。一、基本案情民生银行与鄂钢公司、中琦公司签订《动产融资差额回购协议》,民生银行(授信人)在融资授信额度内向中琦公司(买方)提供融资,鄂钢公司(卖方)根据民生银行指令发货,融资到期时卖方对所收货款与发货金额之间的差额向民生银行予以退款。具体方式为:民生银行为买方承兑以卖方为收款人的银行承兑汇票,买方申请承兑时应及时缴存保证金;提货时,买方填写《提货申请书》,民生银行审核符合提货条件的,由规定的承办人使用专用印鉴签署《提货通知单》,并向其他两方送达且经被通知方盖章确认收悉。实际履行中,民生银行先后向鄂钢公司放款118,793,934.12元,因中琦公司未交足保证金,民生银行实际仅签发了金额为35,638,181.06元的《提货通知单》;鄂钢公司未收到民生银行签发的《提货通知单》原件,其依据中琦公司提交的《提货通知单》复印件,已将全部货物交付中琦公司。民生银行认为,鄂钢公司未依据银行指示放货,应将融资差额款退还给原告,中琦公司应赔付相应逾期罚息。鄂钢公司认为,三方过往交易形成无需《提货通知单》原件即可放货的交易习惯,其已发送了全部钢材,无结余融资差额款。二、裁判结果法院认为:民生银行与鄂钢公司、中琦公司签订的动产融资差额回购协议》系三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于法无悖,故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恪守。但在协议实际履行过程中,鄂钢公司仅凭中琦公司提供的《提货通知单》复印件即向中琦公司发货,已构成违约。鄂钢公司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三方存在无需《提货通知单》原件即可放货的交易习惯,法院对此不予采信。关于差额款,鄂钢公司将系争差额款项下的货物交付中琦公司,造成民生银行产生差额款损失,鄂钢公司未按约依照民生银行指示交货,系主要原因,应承担80%的主要责任;民生银行未依约向鄂钢公司有效送达《提货通知单》原件并留存送达凭证,增加了业务风险,给鄂钢公司以一定误导,系次要原因,应承担20%的次要责任。三、典型意义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推动了金融领域的开放创新,动产融资差额回购业务(俗称保兑仓,系贸易链融资的一种)即为近年来兴起的买卖与融资相结合的新型融资方式,其特征为:银行为买方提供融资,卖方依银行的《提货通知单》指示发货,并向银行退还融资款与发货金额之间的差额。动产融资差额回购业务使得融资企业得以借助银行信用,获得分期支付货款、分批提取货物的权利,有利于缓解企业短期资金压力,对实体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该项融资方式涉及三方主体,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并无对应的有名合同。本案裁判注重发挥司法对金融活动的价值**作用,一方面鼓励金融创新,明确认可了动产融资差额回购协议的法律效力;另一方面,通过准确解释合同条款,明确了金融机构在此类新型金融业务中应积极承担风险控制的职责,对引导市场主体规范交易秩序具有积极的示范价值。案例六中银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与上海朱港砼制品有限公司、聂某、韩某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贷款保证保险的保险人有权向从债务人行使代位求偿权一、基本案情朱港公司与中国银行浦开发支行签订《流动资金循环借款合同》,约定中国银行浦开发支行向朱港公司提供500万元的借款。被告聂某、韩某为朱港公司提供**额为800万元的连带保证担保,同时以其名下房产提供**额为500万元的抵押担保。朱港公司就该借款合同向中银保险公司投保了企业抵押贷款保证保险,被保险人为中国银行浦开发支行,保险金额为500万元,承保比例为30%,保险条款约定“被保险人实现抵押权后,所得价款扣除实现抵押权的费用后,应首先用于抵偿被保险人取得保险赔偿金后的损失(包括贷款本息、利息及罚息),剩余部分用于抵偿保险人的赔偿金。”因朱港公司未足额偿还贷款导致保险事故发生,中银保险公司向被保险人中国银行浦开发支行支付了保险金1,500,000元。后中银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要求朱港公司归还保险金,保证人聂某、韩某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要求就抵押房产实现抵押权。二、裁判结果法院认为,原告与朱港公司签订的企业抵押贷款保证保险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原告在向被保险人中国银行浦开发支行赔偿朱港公司所欠的贷款本金后,依法取得代位求偿权,有权向朱港公司就代偿款进行追偿,并可以对担保人、抵押人行使代位求偿权。原告代偿的债务上设定有聂某、韩某提供的抵押担保,但保险合同约定“被保险人实现抵押权后,所得价款扣除实现抵押权的费用后,应首先用于抵偿被保险人取得保险赔偿金后的损失(包括贷款本息、利息及罚息),剩余部分用于抵偿保险人的赔偿金。”故原告代位行使抵押权不得对抗债权人本身的抵押权,若中国银行浦开发支行的债权并未清偿完毕,原告就抵押物主张物上代位请求权应滞后于中国银行浦开发支行的抵押权行使。聂某、韩某作为保证人,应对被告朱港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据此,在兼顾债权银行在先权利的前提下,法院判决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三、典型意义上海自贸试验区自成立以来,新设企业大量增加,其中包括不少科创企业和中小微企业,融资需求旺盛。贷款保证保险通过发挥保单的增信作用,能够有效增强中小微企业的融资能力。妥善处理该类案件,有利于引导市场将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兴领域,满足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本案涉及的贷款保证保险中,被保险人债权银行除对债务人享有借款合同之债外,还对保证人、抵押人享有保证债权及抵押权。本判决的典型意义在于:一方面,明确了主债务违约赔偿请求权因保险代位求偿权移转给保险人时,被保险人对从债务人的保证债权、抵押权等也一并转移给保险人,保险人可以对担保人、抵押人等行使保险代位求偿权,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另一方面,兼顾保险人的合法代位权及债权银行的在先权利,尊重合同约定,明确了保险人就抵押物行使代位请求权应滞后于债权银行的抵押权行使,为同类案件的审理提供了审判思路。案例七万丰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宜昌金太源工贸集团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售后回租的融资租赁合同中,约定出租人既可请求解除合同又可要求承租人支付全部未付租金以回购租赁物的,与《合同法》第二百四十八条关于要求支付全部租金与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出租人只能择其一主张的规定并不相悖一、基本案情万丰公司与金太源公司于2013年4月9日签订《融资租赁合同》。万丰公司以5,000万元向金太源公司购买中密度板备料工段等设备后再出租给金太源公司使用,租赁期限三年,总租金56,973,198.51元,分36期支付。金太源公司支付了保证金750万元以及第1至第5期租金后,自2013年9月20日起未再按约支付相应租金。金太源公司于2013年12月2日收到万丰公司的《催收函》后仍未支付租金。万丰公司认为金太源公司构成违约,诉请法院判决解除合同,金太源公司按合同约定支付租赁物回购款,回购款包括扣除保证金后的全部应付租金、到期未付租金的逾期利息和租赁物名义价款。金太源公司认为万丰公司只能在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与要求支付全部租金两项请求中择一主张。二、裁判结果法院认为,金太源公司未按合同约定的期限和金额支付租金,经万丰公司催告后仍不支付,符合涉案《融资租赁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万丰公司由此可以行使合同解除权,并依双方约定要求金太源公司承担违约责任。万丰公司主张解除合同的同时要求金太源公司按约定价款回购租赁物,系依据合同约定主张权利,其所主张的全部应付租金属于解除合同后金太源公司回购租赁物应付价款的构成,性质上不同于继续履行融资租赁合同应付的租金,与我国《合同法》第二百四十八条“承租人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不支付租金的,出租人可以要求支付全部租金;也可以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的规定并不相悖,故判决解除合同,金太源公司向万丰公司支付租赁物回购款,该款支付后租赁物归金太源公司所有。三、典型意义融资租赁是上海自贸试验区金融服务领域首批扩大开放的三大行业之一,制度创新激发了市场活力,至2017年6月底自贸区区内融资租赁企业从设立前的181家激增至1,900余家。浦东法院2017年1至10月受理融资租赁案件1959件,较2014年同期增长了7.7倍。除传统融资租赁方式外,售后回租作为一种新的业务模式逐渐被广泛采用,并在合同中出现出租人行使解除权时要求承租人支付全部租金回购租赁物而不要求返还租赁物的约定。该约定是否与《合同法》第二百四十八条规定相悖,存有分歧,该案即为典型。判决本着遵循金融规律和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商事裁判理念,明确上述约定于法不悖,既鼓励支持了上海自贸试验区内融资租赁业的创新发展,也为其后浦东法院受理的类似纠纷提供了审理思路。案例八李某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使用性质为非营运的私家车辆擅自改变用途从事网约车运营,且未通知保险人,客观上造成保险标的物危险程度的显著增加,符合保险条款约定的免赔情形。一、基本案情2016年8月16日,李某为其所有的小型轿车在人保财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损失险,保险期间为2016年8月17日至2017年8月16日,保险金额为54,704元,使用性质为家庭自用汽车。保单中的重要提示栏载明:被保险机动车因改装、加装、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应通知保险人。2016年8月26日,李某作为“易到”APP的专车司机,在接单前往客户目的地途中,驾驶投保车辆与案外人驾驶的车辆相撞,经浦东交警支队认定,李某负事故全部责任。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出具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认定车辆全损,损失金额为54,700元。李某认为,本起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故诉请法院判令人保财险公司在机动车损失险限额内赔付车辆损失。人保财险公司认为,李某利用涉案非营业用汽车从事营运活动,造成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被告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二、裁判结果法院认为:涉案机动车损失险保单中载明,被保险车辆的使用性质为家庭自用汽车。但“易到”APP属于网约车范畴,乘客需要向易到司机支付一定的费用。李某从事易到用车服务,事实上改变了被保险车辆的营运性质,且未通知保险公司,客观上造成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此外,在事故发生时,李某并不具有驾龄满3年的驾驶资格,已违反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因此,李某在驾龄未符合规定的情况下,用非营运性质的车辆从事营运活动的行为属于商业险免赔范围,法院遂判令驳回李某的诉讼请求。三、典型意义本案系发生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内的因私家车擅自改变车辆营运性质从事网约车运营而引发的纠纷。网约车是在互联网+的大背景下产生的新生事物,配套的法律法规尚不完善,车损保险理赔缺乏统一标准。为构建保险诚信法治体系,依法规范保险合同各方主体的行为,本案判决从维护车辆保险金融秩序的角度出发,严格按照车损商业险合同条款的约定,明确了被保险机动车改变用途,从事营业运输导致危险程度增加的,应当及时书面通知保险人,否则,由此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本案裁判一方面有利于促进车损保险发挥长期稳健风险保障的核心功能,为同类纠纷的审理提供了评价指引;另一方面也折射出网约车兴起的背景下,保险行业应如何完善配套险种,平衡保险制度功能与投保人利益的新问题。案例九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与德迅物流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案——涉外保险人代位求偿权案件中,若无法律明确规定或当事人约定,在运用最密切联系原则识别冲突规范时,宜综合各类因素明确以保险事故发生地为适用准据法的连接点一、基本案情2011年12月31日,苏州博世公司以自己为被保险人,与太平洋保险苏州分公司签订了货物运输保险合同。2012年6月29日,德迅物流公司根据其与苏州博世公司签订的长期货物运输合同承运苏州博世公司一批转向柱系统马达产品,运输路线从德国到中国苏州。该批货物在运输途中因单车事故导致共2,736件货物不同程度的受损,造成苏州博世公司损失人民币709,831.39元。太平洋保险苏州分公司依据保险合同的约定以及公估公司关于货损情况的公估报告,向苏州博世公司赔付了人民币704,831.39元,故起诉至法院判令德迅物流公司赔偿人民币704,831.39元及相应利息。二、裁判结果法院认为,涉案货物运输保险事故发生地位于中国境内,太平洋保险苏州分公司作为货物运输保险的保险人向作为货物运输承运人的德迅物流公司代位行使赔偿请求权所依据的货物运输合同之运输目的地亦位于中国境内,故与本案涉外保险代位求偿法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涉案货物发生保险事故受损,太平洋保险苏州分公司作为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向被保险人苏州博世公司支付相应保险赔偿金后可依法取得代位求偿权。由于涉案货物运输属国际航空运输,出口国德国和目的地国中国均是《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1999年5月28日订立于蒙特利尔,一般简称“《蒙特利尔公约》”)的缔约国,且该公约已对两国生效。根据该公约的相关规定在货物运输中造成毁灭、遗失、损坏或者延误的,承运人的责任以每公斤17特别提款权为限。2009年国际民航组织对该公约责任限额数值进行修改,修改后每公斤货物的赔偿限额提高至每公斤19特别提款权。法院按照受损货物的重量,核定涉案受损货物的法定赔偿限额为2,126,106.66元人民币,并未超出上述限额,故法院支持了太平洋保险苏州分公司要求德迅物流公司赔偿的诉讼请求。三、典型意义在我国“一带一路”战略全面推进、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持续深化的大背景下,上海自贸试验区依托国家相关政策的扶持,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保险等行业都有了较大的发展,随之而产生的涉外商事纠纷日益增多。涉外案件审理中,在无明确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的情况下,最密切联系原则经常被运用于识别冲突规范中,而如何确定最密切联系的连接点,又因纠纷性质的认定与连接点的确定有着紧密的关联,而往往成为审理难点。本案为典型的涉外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该类纠纷中,在运用最密切联系原则识别冲突规范时,综合相关因素以保险事故发生地作为确定适用准据法的连结点较为合理。本案为今后涉外案件的审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样本,具有参考意义。案例十波驷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尼某、陈某逃汇案——波驷上海公司以虚构的转口贸易向境外进行付汇的行为,扰乱了我国的外汇管理制度,符合我国《刑法》规定的逃汇罪构成要件,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一、基本案情波驷上海公司是一家注册在上海自贸区内从事国际贸易业务的外资企业。波驷上海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尼某在经营该公司期间,向建设银行、中信银行提交该公司与香港国际有限公司等境外公司签订的工程船等售货合同、发票等材料,收取外汇资金,后又向上述银行提交该公司与英国财富资源有限公司等境外公司签订的购货合同、发票、虚假提单等材料,由波驷上海公司总经理陈某根据尼某的指令将上述以转口贸易名义收取的外汇资金付汇至英国财富资源有限公司等境外公司的离岸账户,涉及资金11笔共约1,082万美元。二、裁判结果法院认为,根据我国《外汇管理条例》及《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指引》,企业贸易外汇收支包括转口贸易项下收付汇,波驷上海公司以转口贸易名义从境外收汇及向境外付汇,属于我国外汇收支范围,无论实际操作中先收后支还是先支后收,均受我国外汇管理制度的规制及《刑法》逃汇罪的约束。波驷上海公司以转口贸易名义付汇所依据的提单虚假,付汇缺乏真实存在的转口贸易,其行为符合逃汇罪“违反国家规定,将境内的外汇非法转移到境外,数额较大”的客观要件,且从客观上造成了我国转口贸易额在外汇统计上的虚增,扰乱了我国的外汇管理秩序,判决波驷上海公司、尼某、陈某犯逃汇罪,并作出相应处罚。三、典型意义逃汇罪的犯罪客体是我国的外汇管理制度,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加强外汇管理的重要意义从最初的保证国家外汇储备、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等方面逐步向提高金融监管水平、保障人民币汇率稳定、保证国家经济的安全运行等方面侧重。波驷上海公司的犯罪行为,客观上造成了我国转口贸易额在外汇统计上的虚增,扰乱了我国的外汇管理秩序,并对我国的金融监管造成了不利影响。上海自贸试验区扩大开放,金融创新,促进贸易自由化,使得跨境贸易更加便利,但并非意味着外汇收付不受管制。该案是较为典型、复杂的涉自贸试验区逃汇案件,判决明确转口贸易项下收、付汇受我国外汇管理制度的规制,对打击部分犯罪分子利用境内外外汇管制差异实施犯罪行为,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具有重要作用。 


李洪华律师

金融律师(全国)服务中心 主任

高级合伙人 律师

六法治金创立者

《金融法院与金融律师实务》一书已出版发行

邮箱:lihonghua@cmlawyer.cn

办公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501号上海中心大厦29层